郑振铎文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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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撤了谎,说道, “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末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例。我们见到他,他也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 ──连他自已也在内。
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奈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许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立达的几位教师对于学生们所应用的也全是这种恳挚的感化的态度。他在国立暨南大学做过国文系主任,因为不能和学校当局意见相同,不久,便辞职不干。此后,便一直过着编译的生活,有时,也教教中学。学生们对于他,印象都非常深刻,都敬爱着他。
他对于语文教学,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刘薰宇合编过一本《文章作法》,和叶绍钧合编过《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及《文心》,也像做国文教师时的样子,细心而恳切的谈着作文的心诀。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阅读别人的文章时,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过。从前《中学生》杂志有过“文章病院” 一栏,批评着时人的文章,有发必中;便是他在那里主持着的;他自己也动笔写了几篇东西。
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
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胖肥,但到了最后的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暗。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忧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内。友人们都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形之下,“合时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丐尊的牢骚太多呢!
想到这里,便仿佛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在耳边响着。他的忧郁的脸、病态的身体,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然而他是去了!永远的去了,那悲天悯人的语调是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1946年
随感录(二则)
一、纸上的改造事业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得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不信你看现在各地新产生各团体,曾办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所首先划备的就是出版杂志。他们的全力,差不多都聚到这一方面去;好像他们的团体,是专为出版杂志而产生的一样。
某处有一个机关,发起的时候,说是‘以改造平民思想,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到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办了一个报纸就算了事。又有一个学会,说是以实行工学为目的,其实他们不过每月拿出几十块钱出版一个杂志而已。其余如此的例,一时也说不荆你看这不是纸上的文章容易做么?”这些话说得未免过偏,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决不可专注重于纸上的事业吓!
二、虚伪
中国人是虚伪的人;所过的生活,是虚伪的生活;所做的事也都是虚伪的事。不惟从前如此,现在更是利害;不惟官僚政客如此,自命革新家的似乎也有些这个毛玻我前几天听见人说,“前年某月刊因为要发挥自己的主张,对于反对的人,大大的教训一番,苦于没有人来反对他。他们就一边自己造了一篇信,假充是人家写给他们的,一边叫一个人在那里作答。因此他的主张得以大白。到现在大家把这事当做故典引用。谁知道竟是虚无乌有的事吓!”又有一个对我说:“你看见一本月刊上的某隐名女士的通信么?这位女士实在是假造的吓!”这些话我还不敢信他是实。但我们新青年要注意!
这样虚伪的作用不彻底废除,什么“社会改造”,什么“新生活”都是无根之谈了!
发表于《新社会》8期1920年1月11日
迂缓与麻木
自上海大残杀案发生后,我们益可看出我们中国民族的做事是如何的迂缓迟钝,头脑是如何的麻木不灵。我揣想,如此的空前大残杀案一发生,南京路以及各街各路的商店总应该立刻有极严重的表示。然而竟不然!此事发生时,我不知其情形如何;然而当发生后二小时,我到了南京路,却还不见有一丝一毫的大雷雨扫荡后的征象。直到了先施公司之西,行人才渐渐的拥挤,多半伫立而偶语。至于商店呢,一若无事然,仍旧大开着门欢迎顾客。只有当枪弹之冲的七八家商店关上了店门。我不明白,我们民族的举动为什么如此的迂缓迟钝!也许是大家故示镇定,正在商议对付方法罢?!夜间,我再到外面作第二次的观察。一路上毫无什么可注意的现象。
各酒楼上,弦歌之声,依然鼎沸。各商店灯火辉煌,人人在欢笑,在嘲谑。我在自疑,上海不是很大的地方,交通也不算不方便,电话、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全都有,为什么这样重大的消息传播得如此的迂慢?我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上海难道竟是一个至治之邦,‘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么?” 又到了南京路,各商店仍旧是大开着门欢迎顾客,灯光如白昼的明亮,人众憧憧的进出。依然的,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什么特异的悲悼的表示也没有!直行至老闸捕房口,才觉得二三丈长的这一段路,灯火是较平常暗淡些,闭了的商店门也未全开。英捕与印捕,乘了高头大马,闯上行人道,用皮鞭驱打行人。被打的人在东西逃避。一个青年,穿着长衫的,被驱而避于一家商店的檐下,英捕还在驱他。他只是微笑的躲避着皮鞭。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这给我以至死不忘的印象。我血沸了,我双拳握得紧紧的。他如来驱我呀,……皮鞭如打在我身上呀!……但亏得英捕印捕并不来驱逐我。当时如有什么军器在手,我必先动手打死了这些无人道的野兽再说!再走过去,景象一如平日,又是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我又在自疑: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什么严重的悲悼的表示呢!?难道商界领袖竟没有在商议这事么?难道在商议而尚未确定办法么?“迟钝,迟钝!”我暗暗的自叫着。回转身,到西藏路,望见宁波同乡会门口有黑压压的一大堆人。我吃了一惊:“又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商界在这里会议?群众在这里候大消息的宣布?”匆匆的走近,“失望” 立刻抓住了我的心,我的热泪立刻聚挤在眼眶中了。原来是一个什么“南大附中平民学校游艺会”正在那里开会!我自己愤骂道:“还开什么游艺会!还不立刻停止么!”
唉,我失望,什么也使我失望!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又出去观察一次,还是什么悲悼的表示也没有。“迟钝呀!麻木呀!!”
我又在自叫着。下午是某人为他的父母在徐园做双寿,有程艳秋的堂会。我不能不去拜寿,一半因为大家都出去了,什么朋友也找不到,正好趁空到徐园去,一半也要借此探听些消息。但我揣想,堂会是一定没有了,客一定不多,也许“双寿” 竟至于改期举行。到了徐园门口,又使我明白我的揣想是完全错了。什么都依旧进行。厅上黑压压的坐着许多骄贵的绅士们,艳装的太太们,都在等候着看戏。招呼了几个熟人,谈起了昨天的大残杀,他们也附和着说道:“不应该,不应该!”然而显然的,他们的脸上,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愤(也许我的观察错了,请他们原谅)!大家说完了话,又静静的等候着看戏。我没有听见再有什么人说起一句关于这个大残杀案的话。“麻木,淡漠,冷酷?!
为什么?”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
约有四十小时是在如此的平安而镇定中度过去。到了第三天早晨,商店才不复照例开门。听说还是学生们包围强迫的结果。事后,商会的副会长想登报声明,这次议决罢市是被迫的。亏得被较明白的人劝阻住了。
“唉!迂缓、麻木、冷酷!为什么?”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
六,二十六,追记。
发表于1925年7月5日《文学周报》第1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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