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文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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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2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个。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闹灯囗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汽，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今年1月，我在香港，以鬯伉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对社会主义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国内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并不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实事”，而且不嫌其烦，缕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老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像也须有依托，张爱玲1953年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国内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新社会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观点，新旧中华之间，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现在中国正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可以告慰于真正悲天悯人、关心祖国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选自《墨磨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7月版）
招牌文化
招牌文化听说曾经有人编过一本书，是专讲北平的招牌的。堂堂一巨册，有图有字，内容十分充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各种招牌的式样，意义，历史等等，全都详加考据诠释。我颇想拜读一下，却苦于无从得到。大抵天下的好书，都容易变成“珍本”和“秘笈”的。
可恨阅历又太少，没有到过北平，不知道“文化城”里的招牌文化，究竟发达到什么地步，较之海派的招牌，又有怎样的分别？
上海街头的招牌，据我看来，倒也很有些洋洋大观的了。
“名者实之宾也”，招牌的作用，大概也是表达内容的一种标帜罢？不过这恐怕还是很久以前的话，所以未免有点迂；目下是文明世界了，招牌的用途，已经推广得很远。招牌的形式，也早已由死而活，由拙朴而摩登，应时制宜，变化多端，进化到了极致。你跑到马路上去，便只看见摇头摆尾、搔首弄姿的活招牌，红红绿绿的大旗子，闪闪烁烁的霓虹灯，直看到你眼花缭乱，脊梁上发出冷汗为止。
但你倘使看了招牌进去买东西，这就难免上大当。
招牌上写的是“真不二价”的“一言堂”，黑漆金字的；买东西却还有折扣可打。明明打起招牌的国货公司——据说出品都是“本厂自造”的，谁知连“三角”牌的恋爱小说都是贩的东洋货。连药方也开不清楚的走方郎中，上起匾来是“华佗再世”，“着手成春”。蚊虫苍蝇大本营的小面店，总称为“卫生食品”。摆些破铜烂锡，自谓稀世的骨董，古代文化的精英；东抄西袭一大堆，补补缀缀，拿来应市，你说它像垃圾桶，不料它乃是“选购各省名产，统办环球货品”，大有来历的。……但这些只能骗瘟生。门槛稍为精一点的人，就明白其中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花样翻新，冒名顶替，外加插科打诨。杭州张小泉，苏州陆稿荐，店号不曾注册，自然大众可用。倘若主顾不相信，不妨彼此挂上乌龟招牌一块，对天鸣誓，务使真理之神，坐在本店财神龛上。结果是弄得乌烟瘴气，大家看不清究竟谁是谁非。
如今是市面不景气，招牌的用处更大了。据说为“优待主顾”，所以要“特别廉价”。雇几个口齿伶俐的脚色，当街站着，脚蹬口叫，做出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神情，直弄得汗流浃背，力竭声嘶，天翻地覆。路人不明白，以为是有什么人要打进店去，他正在誓死“防御”。其实他是在吸引主客，待价而沽。并且“牺牲”必须彻底，所以要声言不怕“血腥气”，把价目狂跌，跌到连血本，灵魂，人格，一起拍卖完结。
目下这种活动招牌，又打破了固定一处的成例。它们可以在汽车上装成货物的式样，或者是一个大灯泡，或者是一瓶虎标万金油，或者是一套“革命”中山装，吹吹打打，招摇过市。——自然，这样的风尘仆仆，也无非是为的“牺牲血本”。……
一九三六年
看热闹
看热闹时维五月，岁次丁丑，上海跑马厅举行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因为怕参加的人太多，预售座券，以示限制，券价分五元、二元、一元等数种。据报上说，全部坐位五万余，事先早已售罄；沿跑马厅的国际、新世界等旅馆房间，也在两星期以前定售一空云。
什么人这么热心呢？报纸上没有说起。可是我们不妨预测一下：加冕的虽是英皇，典礼也远在伦敦，但到跑马厅参观仪式的、定旅馆了望仪式的，绝大多数是“高等华人”。——自然，一定还有更多买不起座券、开不起旅馆的小市民。
中国的蚁民，大抵都在殷殷望治，希望自己不再被“攘”和被“安”，太太平平地吃一口苦饭了。而中国的闲人，却只愁没有热闹可看。
人家出丧，他们看；人家迎亲，他们看，呆呆地在街上站上个把钟头，一边看，一边还要加以赞叹，加以批评。马路上巡捕打黄包车夫，看热闹的照例围着一大群，失魂落魄地，仿佛赏鉴什么艺术品；被打的一狼狈，他们就觉得有趣，在旁边嘻嘻地笑。
汽车撞坏了小孩，也一样若无其事地看，等到身子碰到西捕的木棍上，并且听得连推连喝地斥道：“去，去！看啥末事！”这才猛然从梦里惊醒似的，搔搔头皮，悻悻然跑了开去，再去看旁的热闹。自己挨棍子，是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