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长河-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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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少考虑成败，那么，多考虑什么呢？我主张多考虑世间的是非和善恶，以便拨乱反正、止恶扬善。可惜现在从中学生开始，整天都在追求成功，研究抵达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却很少花精力辨是非、分善恶，这实在让人焦虑。不少年轻人为了成功，不惜与罪恶联手，便是深刻的教训。
为此，我觉得你也不妨降低对成功和失败的过度敏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弘扬高贵的互助互爱精神，使大家的内心多一些善良，使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仁慈。在这方面，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可做，除了上班之外，忙都忙不过来。如果忘记了善良和仁慈，只知一味地与别人争夺成功，那才叫真正的平庸。成不成属于术，善不善属于道，我们岂能求术而舍道？
你知道，这已涉及到终极关怀的问题，涉及到人文领域的中心部位，即人之何以为人的那个部位了。
余秋雨
九
来信
余教授：
我气量不算太小，但遇到了一件实在恼火的事情。
大学毕业时，我与另外两位女同学一起被招聘到这个单位。开始三人很亲热，谁知一年后我因工作上的成绩接连两次加薪，引起了她们两位的嫉恨，麻烦事就频频发生了。
先是到处传言，说我工作上的成绩有虚假成分。我开始听到这个传言时完全不知道是她们散布的，还向她们倾诉。她们说，也听到了，但每次都予以反驳，还劝我今后谨慎，注意“盛极必衰”。然而渐渐，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这个传言是她们散布的，由于大家都知道她们是我的朋友，又是同一个专业，不会乱讲，因此使传言显得很有说服力。
过了不久，传言的内容变了。因为我的工作成绩是否虚假是有确实证明的，而且每天都在证明，很难以传言来否定，于是传言的方向转向我的历史，主要是说我在大学时代是个“恋爱狂”，有好几个男同学受过我的骗，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种种暗示，让人掩口而笑。讲大学时候的事，只能由她们所为，她们实际上是不加掩饰地与我对仗了，但我不知如何对付她们，不知何以洗刷，何以自辩。
近半年来，她们又进了一步，不再传言了，而总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反复讽刺“我们单位有名的先进人物”，甚至在企业内部刊物上写文章，用挑拨离间的语气讨论“先进与民心”的关系，谁都知道在说我。我从一个被阴暗角落里的传言伤害的人，变成了一个在正式场合“有争议的人物”。
她们这么做，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应该怎么做？理直气壮地当众训斥她们一顿？想过，但可以预想，到时候她们的话可能听起来比我更理直气壮。找领导反映？领导也就是劝慰几句罢了，她们又没有违反单位纪律，能有什么效果？干脆到法院打官司？这就需要搜集足够的证据，但对传言，任何证据都是不过硬的，至于发言，更抓不到切实的把柄。总之，我一筹莫展。
我读过您的不少文章，知道您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有过深入的思考。为此想请教，面对我的处境，该怎么办？
褚景丽
回信
景丽：
初读来信，我曾怀疑你是否因过敏而夸大了事实，但再读两遍，我大致上相信了。因为你所叙述的程序，符合嫉妒者的行为轨迹。中国社会上的很多灾难，就是循着这种轨迹越来越恶化的。
当然，由于我没有调查，这封回信还难以轻断具体的是非曲直，我下面要说的只是：如果你所说的全部是事实，应该怎么办。作为一种“假定性”的探讨，如何？
首先是基本不理。这不是胆小，不是躲避，而是拒绝进入她们的行为轨迹。如果在具体问题上与她们一一辩论，虽然可能洗刷掉某些诬陷，但从大的方向看，是顺着她们的思路在走了。你现在的成绩，你以前的历史，本来是没有任何理由成为辩论对象的，如果逐个辩论开了，等于在你自家的家园里开辟战场，即使小赢也是大输。借用战争术语，可谓在战术上偶有所获，在战略上误入歧途。
你一定会问，如果不理，别人相信了她们的传言怎么办？请放心，只要你没有出来和她们干仗起来，很少有人会完全相信单方面的谣传。即便相信了，对你的实际损害其实不大，像“文革”时期那样凭着几句谣传施行政治暴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更何况，你每天创造的成绩，你诚恳的笑容，你坦然的步态，都在默默之中为你正名。不正名也不要紧，一个人在名誉上保留一点冤屈的斑点，就像在食物中保留一点没有营养的纤维素，森林中保留一点恶兽毒菌，反而是健康、大气的标志。你又不想做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要过于在乎周围对你的看法，而周围其实也不会一直保持着对你的强烈兴趣。即便是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是也有许多人指着他们的背脊说三道四？他们好像也不在乎，依然是落落大方，从容不迫。相比之下，我们遇到的事情真算不上什么。
其次，你要以适当的方式，宣布与她们友谊的中止。这倒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因为她们的谣传之所以有某种蛊惑力，而你又特别生气，都与她们曾是你的朋友有关，一旦明确中止，事情就会结束夹缠状态，变得比较简单。这种中止，光写一封信不行，还要让周围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记，不要把这种中止的宣告，变成态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显得很平静，中止友谊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越平静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体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驳，又变成了一场辩论。
在这个问题上，最不可取的态度是，既满腔愤怒，又黏黏糊糊。说来说去还是朋友，她们那边说对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这边说是朋友不应该造谣生事，旁人听了就会想，既然是朋友间的嗦事，谁也不想管。其实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老挂着
“朋友”这个词有什么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间的是非，又玷污了人世间的友情，变成了一本越缠越乱的糊涂账。许多老朋友终究成了骂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烂污状态的仇人，都与这种错误程序有关。相比之下，较好的做法是不谈是非，先结束友谊。在友谊结束前谈是非，用的是内部坐标，其实此时的“内部”已不存在；在友谊结束后谈是非，用的是社会坐标，比较敞亮和公开。就友谊而言，及时地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不仅为彼此双方清理了友谊系统，而且也在一个范围内为友谊这个命题恢复了名誉。
最后一点，如果你与她们中止友谊后，她们仍不知收敛，继续造谣生事，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诉诸法律。法律在名誉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则很大，不宜轻用。既然她们是你大学里的同学，你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可以把有关情况告诉大学里的其他同学，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判断。他们也许会出来调解，那也好，使他们增加对事情的了解。这或许是能对她们产生某种心理钳制作用的因素，因为她们既然利用老同学的关系造谣，也就不会不在乎其他老同学的看法。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包括你的恋爱史，老同学们都是知道的。老同学们当然构不成对她们的实际处罚，但一种背景性的心理气场出现了，这是一个无形的道义法庭，毕竟会起一点正面作用。如果她们不是你的老同学，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当年她们与你之间共同的其他朋友，来起类似于上述老同学的作用了。当然，这一办法，非到忍无可忍时不要轻易采取。
在这三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基本不理。没有这一条，其它两条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态来面对身边的人际关系，是根本。我估计你会说：“道理都对，但我身处一个不大的单位，任何一种荒唐的谣传都会形成巨大的气压，很难忍受。”是很难忍受，但强健的心志，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一方面，我大言不惭地希望你学学我。这些年来我受谣传包围的程度大概远远超过你吧？散布你的谣传的是你的老朋友，散布我的谣传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较有名，会到处写文章，又会天南海北到处游说，比你的那两个老朋友厉害多了。我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还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闭目塞听。对此我可以教你一种心理疏离方法，你不妨一试。在谣传最为严重的时候，设想自己升腾到一个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与自己有关，回身俯视原处，只见谣言如何步步追逼着这个名字，煞是好玩。俯视一阵之后你就发现，真正可怜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们非常劳累、步步为营，而且前途黯淡。因为谣言的每一步不仅会露出漏洞，而且会暴露造谣者自己，必须从两方面堵漏，但按照规律，除非他们立刻停止，否则总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我曾用这个方法观察过昔日的两个老朋友，他们开始只不过用耳语方式对别人说说我的作品而已，后来就越来越无法收拾了：别人对耳语产生警惕，他们不得不公开发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个昔日友人对大多数读者总还是不太习惯，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寻找背弃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个什么历史问题；终于道听途说地找到一个，于是到处播扬。但广大读者比较现实，没有剧作家的想象力，很难相信一位经历“文革”后多年清查而担任高校校长的人，居然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式的逃犯，而他的两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么的警官！读者的漠然使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有空闲时也暗暗为他们设想一些办法，心里却很轻松，要不然，这些年怎么会有心绪写那么多文章！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来宽解你。我想你的那两位老同学也找不出更多办法来对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个维度来观察，就像看公园角落里对着残局发怔的棋手。
如果看烦了，那就走开。因为她们口中念叨的你的名字，与你既有关又无关，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敌吧，由她们一步步厮磨去。也像读小说，警官老盯着冉阿让，挺紧张，又挺好看。
观赏时间一长，我们也会对棋手产生由衷的同情。好可恨的这盘残局，害得棋手们耗掉那么多光阴。小说中，警官也比冉阿让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临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觉，明天，最好不要再到这里来。《悲惨世界》，也该早点读完。
说到底，一切都会过去。
那么，永远不要为自己而过于生气。
余秋雨
十
来信
余教授：
我学的是国际财经，却喜爱文学艺术。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尽力抽时间观赏电影、戏剧、舞蹈，平时也听音乐、看小说。由于专业课程的负担很重，我没有可能花时间好好消化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学讨论、找老师请教，因此老是觉得没有完成欣赏过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有点遗憾。唯一找到的弥补办法，是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翻看一些文艺报刊，希望那儿能有一些文章帮助我。但是，多翻看几次，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生了。凡是我觉得好的作品，报刊上总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东西，却历来找不到批评。我看了两部美国写人性的电影，热泪盈眶，但报刊门对这两部电影好话不多，讽刺有加。我最喜欢的两位中国导演，从偶尔翻到的外国报纸看，国际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们的报刊几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传的电影，我和同学们都毫无观赏兴趣。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报刊评选全国最差演员和作家，把我很喜欢的那几位全都评进去了。
我周围的同学，平日骂得最多的是那些泛滥成灾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这些作品很少有观众，却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上市，兴高采烈地获奖，对这种情况，报刊间几乎不予批评。相反，哪个演员有了一点道听途说的传闻，各种报刊不容辞白、不作调查就一起上阵，用最严厉的词句齐声责斥。
以前，我一直以为可能我的艺术欣赏水平和文化判断能力有问题，但时间一长，又觉得并非完全如此。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杨澜对您的采访，才知道您的许多看法与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强了自信。您说，为什么我们报刊间的文艺批评会变成这个样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说明，您在报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总的来说不能算是文艺批评。要不然，真正的文艺批评家要提抗议了。
我看产生这类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一些年龄比你略大几岁的大学毕业生，厌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正统教育规程，在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