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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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罗曼·罗兰在解释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曾经沉痛地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度过的。同样地，鲁迅也经验过〃寂寞和空虚〃的重压，而鲁迅的〃旅程〃好象比罗曼·罗兰的更为艰苦，因为他不但背负着三千年封建古国的〃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且他还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会所形成的〃买办文化〃作斗争。
书香人家的子弟，幼诵孔孟之言，长习声光化电之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鲁迅所走过的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们的许多前辈先生。这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事实的教训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鲁迅是引导着万千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战斗，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
我们古代的哲人曾说：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为能爱人，为能憎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仁者〃，他维护“人〃的尊严，他爱的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他憎恨的是剥削者和压迫者。这样的〃仁者〃也一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战士。1930年以前鲁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动，大概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开始了文学运动的计划。这是打算出版一种期刊，定名为《新生》。但这计划终于为了种种阻碍而没有实现。后来（1922年，《呐喊》序），他回顾这一时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因为文艺善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变精神作为第一要着，是由于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是鲁迅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最沉痛的说法。为什么〃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呢？鲁迅从各方面来分析，揭露了问题的本质。
他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从《狂人日记》开始，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尖锐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痼疾。《狂人日记》借了〃狂人〃的口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的吃人的本质；他的发狂，正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
《药》的意义更为深远而痛切。〃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之一，求〃药〃以救生命，然而这所谓〃什么痨病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不但和骗人的巫术一样，并且那据说是〃灵效〃根源的人血还是一个革命者的血，也就是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而献出来的血！在这里，鲁迅的悲愤是双重的。他既痛心于民众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觉醒，也批评了当时（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运动之脱离了民众。后来鲁迅自己说明《药》的意图道：“因为那时（'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而且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被杀的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这也就是说，《药》的深远的寄托不在于那个〃花环〃而在于表现在整齐的深刻的矛盾。鲁迅根据他自己目击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药》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人血馒头〃的材料罢了；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看——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国民性〃的痼疾的。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脾性而外，还有不少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恰恰又成为阿Q的精神上的枷锁和麻醉剂；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Q便做了革命党，然而又〃不准革命〃，终于被摇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贵们拿去作为〃示众〃的材料。这就不但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有人以为阿Q终于做革命党是不符合于阿Q的性格的。1926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最后几句话，暗指着当时就要到来的1927年的革命。鲁迅对于那一次革命是并不乐观的，甚至于悲观。这且留在下节再说。
阿Q这典型，如果只作为雇农来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来看，那就不能够说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旧社会中，所谓〃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从“衮衮诸公〃到〃正人君子〃（伪善者），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几分阿Q的〃精神气质〃。因为，所谓〃阿Q相〃者，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正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当《阿Q正传》在报上连续刊登的时候，有些〃正人君子〃（伪善者）和高贵的绅士们，惴惴不安，都以为是骂到了自己。他们这惴惴不安实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阿Q这面镜子里正照出了他们的嘴脸。认真说来，即在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旧社会旧制度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却不能够马上在人们脑子里消灭的。
毋庸讳言，《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民脾性上的优点。这虽然可以用〃良药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释，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鲁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历史上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为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了。但说这样话时的鲁迅，有的是愤激，是苦闷，而绝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现的内心思想一样，尽管有矛盾，苦闷，而并不消沉。他还是坚决地战斗着，同时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伟大。
鲁迅那时候的苦闷——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虚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这段时间）他所深以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长大片来，如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的〃寂寞〃，性质上有相同之处，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把〃五四〃运动右翼分子的日趋反动，以及本来反对〃五四〃运动的人们那时也挂羊头卖狗肉，企图篡夺领导权等等这些事实，和他所目击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败象，加以比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传》中描写赵秀才、假洋人之类的乘机〃革命〃，〃咸与维新〃，和不准阿Q革命，笔锋所指，也向着〃五四〃以后那班投机家。）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也目击着或至少感觉到动荡的时代中有一股顽强的潜流，“好象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进化论以外，又〃挤〃进了新的东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这不同之处，标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而反映了他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和愤激的情绪的，便是《野草》（散文诗，二十多篇，1924…26年作于北京）。后来（1931年），他自己对于《野草》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11月）这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1927年以后当权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失掉的好地狱》用的是象征的手法，但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北洋军阀的必然倒台，而同时预言了代替北洋军阀的蒋介石派会比北洋军阀更坏。鲁迅对于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和风云人物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可以说是他〃由于事实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故而头脑比较冷静，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但同时，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对于此后必然要求打倒〃地狱〃的新人，还没有明确的信念。他的这种保留态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时候，暂时沉默起来。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他的思想发展上，却很重要。后来，（1932年）他总括那一时期的自己的思想变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鲁迅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刚从书本上读到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识，今天便自诩为已经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鄙薄那样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长于旧社会的人，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票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出现的时候，并不等于已经完全获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灵魂深处已经没有封建意识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残余；他们常常可能在某一点上正确而在别一点上犯错误，在某一时期正确而在另一时期犯错误。而鲁迅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能认识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也正由于他亲身的长期体验。他常常说，〃积习难忘〃；又说，他虽然经常无情地解剖别人，但是经常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于旦夕之间，听过一二次讲演、看过一二本书，就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以为这样〃突变〃了的知识分子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事实上，他也目睹了不少这样的〃英雄〃在小小风霜之下就现了原形。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事实教训，鲁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失败。《野草》时期的自我思想斗争得到了结论。也正因为在长期的思想斗争中吸取了事实的教训，他在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进化论的脾气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信仰，是从心灵深处发生的，是付给了全生命的力量的；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难关头，他坚决地走向共产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始了新的、长期的、更艰苦更勇猛的战斗。
1928年8月，鲁迅在答复读者的公开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这一年，正是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论争的时期，因而鲁迅这几句话，是有感而发的。在这些话里，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评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对的著作〃，这很重要。这正表现了鲁迅对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都是应当肯定的；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讨论当时文学运动的具体问题时，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具体问题，就是作品的题材问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问题，对于当时的进步作家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于鲁迅的评价问题等等。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应当考虑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当时中国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战略——又批评又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