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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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三年中，虽然政治上大事件风起云涌略如上述，而古城北京的面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那时没有电车，只有人力车，可是人力车夫的本领是惊人的，从万牲园（今动物园）到颐和园，只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宿舍，一部分在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前清末年的遗物。另一部分预科学生的宿舍在沙滩，那时沿沙滩有一条小沟，沟里还有水。
那时候，商业区在外城大栅栏，王府并没有什么商店。旧书铺都集中在琉璃厂，望门对字，招揽顾客，竞争激烈。但是，他们真正欢迎的，是一些老主顾，——前清遗老，也贩卖古书的古董商人，附庸风雅的暴发户，等等。每逢这些人上门，掌柜亲自招待，敬烟奉茶，不等开口，便搬出许多书来，夸说这些宋、元刊本别家没有。他们对于这些老主顾的“底细〃是摸透了的，知道谁是真内行，那就不敢漫天要价，谁是假内行，那就缠住了不放，非要作成买卖，图个一本万利。至于学生模样的人到这些旧书其中，就该受白眼了。我的一个同学，浙江富阳人，姓徐，衣冠楚楚，竟然闯到一家旧书铺，买了一部光绪丁亥年上海点石斋据阮元校勘原本缩小石印的《十三经注疏》，花了五十元，店家还再三叹气说：是〃亏了本的，做个朋友，您下次多多照顾〃。
那时只有颐和园还和解放初（一九四九年春）差不多。我在一九一四年游过颐和园，相隔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春重游颐和园时，虽已日月重光，而此园风物依然如故。此外，译学馆没有了，整个北京几乎不认识了。
还记得一九四九年春，我和许多人从沈阳坐专车到了刚解放的北京，同住在北京饭店老楼，其中有沈钧儒、马叙伦等。后来张元济（菊生）从上海到了北京，他拜访住在北京饭店的旧友（我也算是一个），他对沈钧儒说，十多年不到北京，这次重来，真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沈老回答说：“我们现在说'新'，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还叫‘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改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王侯第宅'现在是都归人民，新主是人民。〃沈老这番话，说得张元济抚掌大笑。张元济是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旧的北京永远是历史上的北京，它是皇亲国旗、达官大贾、地主、买办的北京；现在的北京，是人民的北京，将永远是人民的。
1979年4月29日
卷六 旅踪屐痕 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个世纪。当时在日本的见闻，大部分记不起来了。而且，为了维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开销，不能不埋首写作，投向国内的报刊，取得稿费。因此，就没有时间游览，借此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姑且写出来以为纪念。
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套。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钉梢。〃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这是指夏斗寅叛变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陈慨然说：“从那时期，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他苦笑道：“聊以消闲。《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红黑混合谓之酱色。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那时东京的银座有夜市。这是道旁的地摊。就在人行道上铺一方油布或者粗布，最简陋者竟是几张报纸，摆开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地摊的主人就坐在这些货其中间，高声叫卖。货品有家用什物，儿童玩具，乃至旧书，日文的，英、法、德文的，还有中文的。这些摊位有大有小，据说要上税，按其摊位之大小，税亦多寡不一。运气好的做成几注生意；运气坏的，没有成交，那就不但白赔了数小时的声嘶力竭的叫卖，也白赔了税。我每次去逛夜市，看到冒着冷冽的夜风，坚持到午夜，以博蝇头微利的人，就想到这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就在这豪华的银座，一边有高贵的咖啡室、舞厅，一边却有这些可怜的摊贩，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表现么？
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怪现象还不止于此。我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导：风化警察强奸了一个咖啡店的女侍者。什么叫“风化警察〃呢？原来是专门维持风化的特种警察，专门在公园，在什么神社的院子里，查考有没有一对儿在作〃有伤风化〃的事。这恐怕是日本特有的〃制度〃罢？输入而且模仿西方文明的日本毕竟还有〃东方〃的特色。因为，在日本那时，〃恋爱〃是自由的，但〃野合〃是犯法的。风化警察看到有〃野合〃的一对，就要带这一对到警署，查问地址、职业，是否各有所属，或者已订婚而尚未嫁娶，或者是先行交易然后再论嫁娶。总之，麻烦得很，警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判拘押几天或罚款若干。这里所讲风化警察强奸了咖啡馆女侍者的事，出在大都市的大阪。有一位〃风化〃警察特别忠于职守，经常整夜到处巡逻，维持〃风化〃。有一次，他在午夜三点钟街头既已人静，公园、神社内连人影也没有的时候，闯进一家已经打烊的咖啡店查看有没有人在干那有伤〃风化〃的事。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咖啡店楼上发现了并头睡觉的一对儿。女的是该店的侍者，男的不知何许人。这被发现的一对儿申述了许多理由，又苦苦哀求，但〃风化〃警察是只认识〃风化〃，不知有〃人情〃的。他不问如何，命令这一对儿离开那咖啡店，说要带到〃本署〃去。可是到了半路上，这位〃风化〃警察改变了主意，说男的可以不去，只要女的。这样拆开了后，他自己就来扮演那已走的〃男的〃，当他的大嘴巴贴到女的脸上时，就挨了清脆的一掌，女的也转身跑了，〃风化〃警察却不肯罢休，追到一个小学的操场前，追上了，他发疯似的把女的拖进操场，就在那里强奸了她。这位〃风化〃警察努力要使女的〃保守秘密〃，但是无效，第二天，这个咖啡店女侍者告到警察署，自然也被报馆里知道了，于是〃舆论〃大哗。没有把强奸犯拘押起来的警署长官为了平息〃舆论〃，对各报记者说：“M是这里的模范警察。这回的失态，也许是一时的错误，然而为纪律计，我们觉得还是罚他的好，却不必张扬其事。我们已将他解职。〃
这件事，引起了我这样的感想：把一个人的职业派定为专门查问男女间的〃秽亵〃，事实上是引诱这个人去做〃有伤风化〃的事，但却美化此职业的名称曰〃维持风化〃，这真是对于人的本能的嘲弄，怎能怨得他不〃失态〃。这也是只有文明社会的统治者们才会想出来的〃法律〃。
大约是一九二九年春，我移居京都，火车中照例碰见那个特高，到京都住定后，也经常有特高登门拜访，不过另是一个人了。我移居京都，因为老友杨氏夫妇①及高氏兄弟等其他一些朋友都早已住在京都，熟人多，热闹些；而且也因为京都生活费用便宜。杨氏夫妇和其他朋友不住旅馆而住日本人出租的房子，这要比住旅馆便宜。是在郊外，面临小池，一排三四间，高氏兄弟住了两间，我就和他们做邻居。房东住在就近一间稍大的屋子。此地不临马路，门前池旁的小道，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出来散步。不久，一个日本人和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来住了这排房子的第四间，也和我们做了邻居。男的约有四十岁，瘦瘠苍老，狭长脸，和尚头。这里环境幽静，远处有一带山峰，入夜，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有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我遥望这些灯火，每每引起缥缈的想象。
①杨氏夫妇杨氏，指杨贤江，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思想家。高氏兄弟，指高尔松、高尔柏。
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