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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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七我才写了《鲁迅论》。可是，在十一月份的《小说月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却仍旧是《鲁迅论》，因为叶圣陶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那时鲁迅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他的意思。《鲁迅论》我署的笔名是“方璧〃，这是从〃玄珠〃演化来的。没有署〃茅盾〃，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在这评论文中，我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我说，读鲁迅的小说，能引起我们极深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我以为《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原因就在这里。我又说，喜欢读鲁迅小说的人们，还应该去读鲁迅的杂文，因为鲁迅的杂文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如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那么杂文就是正面的说明。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从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着青春之火，看到他是青年最好的导师，虽然他不肯自认。鲁迅从不板起脸教训青年，然而却随时在指引青年如何生活和行动。他鼓励青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鼓励青年去除旧革新，争生存不能苟活，求温饱不尚奢侈，要发展不是放纵。但是他又告诫青年要学会“韧性〃，而且他也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在文章中我还认为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我说，“人类原是十分不完全的东西，全璧的圣人是没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剥露了给世人看，在现在这世间，可惜竟不多了。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我说，鲁迅虽然〃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评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十月八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七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第二七就是《动摇》。《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动摇》里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左派〃方罗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动摇的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他混进革命阵营，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当时议论纷纷的所谓〃过火行为〃，很多就是胡国光这班人制造的。他们以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本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动摇》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听到和看到的，可以说，我在《动摇》中只不过反映了当时湖北各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的一鳞半爪。《动摇》就是如实地写了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我没有离开现实，平空制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没有写正面人物，我只写了一个李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我见过不少，但我没有重笔写他，因为在《动摇》中，李克也无回天之力，革命失败的责任只能让方罗兰们去承担。
《动摇》用一个半月时间方始定稿。比《幻灭》长，大约有十万字。等到写完，德沚和母亲已在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我松一口气，转而写了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了一个中篇：新希腊帕拉玛兹的小说《一个人的死》。（所谓〃新希腊〃，是用现代的希腊语写的，以别于古代的希腊语。）文艺论文有《伊本纳兹评传》、《帕拉玛兹评传》和《小说研究ABC》，后者是在一篇旧稿《人物的研究》（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神话研究，除了将还在一九二六年就写成初稿的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论文写定，并题名《中国神话研究ABC》外，还写了《自然界的神话》、《神话的意义和类别》等五篇短文。此外，我还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
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齐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是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买办统治的国家，只是换上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时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到一九二七年就发展到五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时我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来写。故事发生于早晨一小时内，地点始终在卧室，人物只有两个：君实和娴娴夫妇。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一句话给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赶上来就来吧。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在《创造》中没有悲观色彩。娴娴？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实〃赶上去〃，小说对此没有作答案，留给读者去思索。
也是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当《幻灭》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为一部长篇，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我在扉页上又写了几段话，并给全书取了个《蚀》的名字，这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正象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蚀》的扉页的〃题词〃中我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底，太阳社成立了，创造社也重新开始了活动。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创造社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他们提倡革命文学，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声疾呼，的确使沉寂的中国文坛又活跃起来，并且在推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看到《太阳月刊》创刊号后，很是欢欣，我发现一年前投笔从军的朋友们又重新拿起笔来战斗了。太阳社的钱杏邨我不认识，但蒋光慈是相当熟的，是上海大学的同事，他还与泽民一起组织过文学团体。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欢迎太阳》，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文学周报》上。在文章中我说：“我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它的辉光，我更郑重介绍它于一切祈求光明的人们。〃但是我也认为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所写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蒋文有唯我独〃革〃、排斥一切〃旧作家〃的思想，对于革命文学的议论也趋于偏激。我在文章中说：“文艺是多方面的，正象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样。革命文学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犹之我们不能说只有农工群众的生活才是现代社会生活。……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的偏狭的路。〃我还认为作家有了〃实感〃（生活经验）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我说，“我并不是轻蔑具有实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涌出来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变为文艺作品。〃我的这些议论，反映了我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不过，也许我用了〃方璧〃这笔名，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阳社的注意。然而我的忧虑却不幸而言中：一个多月后，创造社和太阳社就开始了对鲁迅的围攻，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甚至骂鲁迅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写了一些他们自称为起罗文学的东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的，鲁迅说它们〃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郁达夫则称它们为〃革命的广告〃。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我没有加入，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
《追求》从四月份开始写，到六月份写完。《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这也是我写《创造》时的心情。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中。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在一九二八年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严霜下的梦》（载《文学周报》302期），用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