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3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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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诏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阁赋及应天府夏税，悉蠲之。庚子，诏被虏之家蠲夏秋租税及科配。
绍兴元年五月诏：“民力久困，州县因缘为奸，今颁式诸路，凡因军期不得已而贷于民者，并许计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轻重，依式开具，使民通知，毋得过数科率。”八月，减大观税额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论：“浙西科敛之害，农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偿，则无受者；弃之而遁，则质其妻孥。上下相蒙，民无所措手足。利归贪吏，而怨归陛下。愿重科敛之罪，严贪墨之刑。”诏漕司究实以闻。二年正月，知绍兴府陈汝锡违诏科率，谪漳州。四月，建盗范汝为平，诏蠲本路今年二税及夏科役钱。既而手诏：“访闻州县以为着令不过三分，甚非所以称朕惠恤之意，可以赦并免。”十有一月，焚州县已蠲税薄，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诏诸路转运司以增收租数上户部，课赏罚。
六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绸绢之半，尽令折米：两浙绸绢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谏王摚裕骸爸钏略褐嗖撸嗲肭蠊蟪几奈卦海矫饪屏玻蛩乒橹禄А！壁Р可暄辖Ｊ卸拢次鞑衅浦菹馗庾馑岸辍Ｊ窃挛焐辏唬骸半尬┭眩匀∮诿瘢崦裆蹩啵欢裟簦乖稻耄辶参抟眨奚醯恐＜嗨究な兀匏囊曰菅咭玻衤患邮。春卫笛桑∑涓髑谀酥埃烀裰钟婺苫哒撸篡酪晕拧９侗痈哺ブ危薏蝗甏！笔撬辏秸阕死铄嗜℃男愫荨⑵浇昙瓶硎Ｇ虬饲х庞衅妫勒鄄奁鸱ⅰＷ允且晕�
七年二月，诏：驻跸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蠲之。七月，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己田谓之税，佃田谓之租，旧不并纳，刘豫尝并取之，至是，乃从旧法。
九年，蠲新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礼银绢三年，差徭五年。初，刘豫之僭，凡民间蔬圃皆令三季输税。宣谕官方庭实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烦苛久矣，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于是诏新复州县，取刘豫重敛之法焚之通衢。
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以赐田及私产自昔未输之税并归之官，诏奖谕而可之。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乞蠲所置产凡和买、科敷，诏特从之。后，三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广，陛下哀悯元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等敷，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余户，是使民为俊代输也。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还前诏。”诏从之。越数年间，俊复乞免岁输和买绢，三省拟岁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俊惶悚，力辞赐绢。
十五年，户部议：“准法，输官物用四钞，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
毁失县钞者，以监、住钞销凿；若辄取户钞，或追验于人户者，科杖。”
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亩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时，两浙州县合输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却别科米麦，有亩输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絁钱、醋息钱、曲引钱，名色不一。荆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议者希朝廷意，谓流民已复，可使岁输十二，频岁复增，积逋至二十余万缗。曹泳为户部侍郎，责偿甚急。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窠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纻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辅臣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傥不宽恤而惟务科督，岂使民不为盗之意哉？”于是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螟，其租税尽蠲之。自是水旱、经兵，时有蠲减，不尽书也。
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尝降诏禁约。自今州军条上土贡之物，当议参酌天地、祖宗陵寝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七月，诸县受民已输税租等钞，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民继户钞不为使，而抑令重输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免，着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为奸欺。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自今违犯官吏，并置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初诏也。
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输盐钱二百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又令带输丁盐绢作折帛钱。至隆兴元年，始用知县姜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输。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剩钱十万缗为民代输夏税，是后守臣时有代输者。五月，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数外妄有科折，计赃定罪。”
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输苗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八年，蠲绍兴府增起苗米四万九千余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输常赋，似为过优，比议者欲从实起税而开陈首之门。殊不思朝廷往年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议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望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年增输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诏户部议之。
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承德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于州，州毋取之于县，县销民欠籍，书其名数，谕民通知。”诏可。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六年，以谏议大夫谢廓然言：“州县违法科敛，侵渔日甚，其咎虽在县令，而督迫实由郡守。县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需横取，监司悉行按劾，无详于小而略于大。”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八年，诏监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扰者荐之，烦扰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检放旱伤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淮曰：“若尽令核实，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检放。惟宁国数最多，可令漕司核实而蠲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
秘书监杨万里奏：“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也，至于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用节而后财可积，财积而后国可足，国足而后赋可减，赋减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宁。不然，日复日，岁复岁，臣未知其所终也。”时金主璟新立，万里迓使客于淮，闻其蠲民间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除田租，使虚誉达于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言也。
二年，诏曰：“朕惟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故自即位以来，蠲除甚赋，颁宣宽条，嘉与四方臻于安富。郡守、县令，最近民者也。诚能拊循惠爱，以承休德，庶几政平讼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闻科敛先期，竞务办集，而民之虚实不问；追呼相继，敢为椎剥，而民之安否不恤。财计之外，治理蔑闻，甚不称朕委属之意。国用有常，固在经理，而非掊克督趣以为能也。知本末先后之谊，此朕所贵于守令者。继自今以轸恤为心，以牧养为务，俾民安业，时予汝嘉。”
庆元二年，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绸绢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绍兴十六年诏旨：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绸八分折钱，二分本色。
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尝觉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
淳佑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佑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咸淳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