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1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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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诏罢葺遥堤，以养民力。八月，河决澶州大吴埽，役徒数千，筑新堤，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顺道。八年，京西转运使陈尧佐议开滑州小河分水势，遣使视利害以闻。及还，请规度自三迎阳村北治之，复开汊河于上游，以泄其壅溢。诏可。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贺，上亲为文，刻石纪功。
是年，祠部员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卫德贝州、通利军与长吏计度。垂上言：
臣所至，并称黄河水入王莽沙河与西河故渎，注金、赤河，必虑水势浩大，荡浸民田，难于防备。臣亦以为河水所经，不无为害。今者决河而南，为害既多，而又阳武埽东、石堰埽西，地形污下，东河泄水又艰。或者云：“今决处漕底坑深，旧渠逆上，若塞之，旁劳必复坏。”如是，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荡易水，径乾宁军，入独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如是，则议疏河者又益为难。臣于两难之间，辄画一计：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泻复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
何以计之？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河北岸凸处，就岸实土坚引之，正北稍东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径牧马陂，又正东稍北四十里，凿大伾西山，酾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决古堤正东八里，复澶渊旧道；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正北稍东五里，开南北大堤，又东七里，入澶渊旧道，与南渠合。夫如是，则北载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浚泻两渠，汇注东北，不远三十里，复合于澶渊旧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
臣请以兵夫二万，自来岁二月兴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
疏奏，朝议虑其烦扰，罢之。
初，滑州以天台决口去水稍远，聊兴葺之，及西南堤成，乃于天台口旁筑月堤。六月望，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经赋率，虑殚困民力，即诏京东西、河北路经水灾州军，勿复科调丁夫，其守扞堤防役兵，仍令长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正月，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有诏嘉奖。
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入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两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春末芜菁华开，谓之“菜华水”。四月末垄麦结秀，擢芒变色，谓之“麦黄水”。五月瓜实延蔓，谓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冱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菼乱华，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其故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冰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
其水势，凡移谼横注，岸如刺毁，谓之“扎岸”。涨溢逾防，谓之“抹岸”。埽岸故朽，潜流漱其下，谓之“塌岸”。浪势旋激，岸土上隤，谓之“沦卷”。水侵岸逆涨，谓之“上展”。顺涨，谓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谓之“径｛穴叫｝”。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谓之“拽白”，亦谓之“明滩”。湍怒略渟，势稍汩起，行舟值之多溺，谓之“荐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伐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尺，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
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旧有七里曲埽，后废。
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
仁宗天圣元年，以滑州决河未塞，诏募京东、河北、陕西、淮南民输薪刍，调兵伐濒河榆柳，赒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诣滑、卫行视河势。五年，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决河，转运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台山麓，名曰天台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贺。十二月，浚鱼池埽减水河。
六年八月，河决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年，始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良山令陈曜请疏郓、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势，遂遣使行视遥堤。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县于杜婆村，废郓州之王桥渡、淄州之临河镇以避水。
景佑元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埽。庆历元年，诏权停修决河。自此久不复塞，而议开分水河以杀其暴。未兴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闻，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筑堤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视河堤。
皇佑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二年七月辛酉，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奏疏曰：
朝廷欲俟秋兴大役，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古道。夫动大众必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可无悔。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苍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盖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民起为盗，况于两路聚大众、兴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余，所存者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将逾暮春，粟未布种，农心焦劳，所向无望。若别路差夫，又远者难为赴役；一出诸路，则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议塞滑州决河，时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贫虚；然犹储积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始能兴役。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陇至海千余里，埽岸久已废，顿须兴缉，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艰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兹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
修又上疏曰：
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