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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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弟。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３００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６１年的寿命。可是染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１４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12、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趋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１８及１９世纪之交，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家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他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线，因为如此，他们全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３０年。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后代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年作《西塞山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是纪公元２８０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的袭蜀，蜀亡。后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睿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开“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睿已７０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据《晋书》的纪载，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以４０尺宽７５尺长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层舱，每舱要载兵五百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有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人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睿乃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谀，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些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委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时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谱以赤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写真。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胜利。可曾几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川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曹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于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干？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谨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６０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补陈著之不及，了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