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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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录：答井上靖先生（1）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拜读了先生的来信，充满友情的语言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在病中写字困难，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写出我心里的话来。
您谈到我们几次见面的情况。我得承认，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会见，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谒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积雪未化，我们在楼上您的书房里，畅谈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我捧着几册您的大作告辞出门，友情使我忘记了春寒，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谊的开始。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我们访问贵国到处遇见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前进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处处有援助的手伸向我们。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连三年我怀着求友的心东渡访问，我总是满载而归，我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我曾经和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谈，说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访问结束，离开东京的前夕，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联欢，席上大家交谈半个多月的活动和相处的情况，感情激动地谈起中日人民友谊的美好前景，不仅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泪，连我、连比我年长的谢冰心女士，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的灾难。
关于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有难忘的惨痛经验。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读过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大师六次航海、十二年东渡成功的情景经常在眼前出现。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们谦虚，不轻易吐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但倘使什么人或什么事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交出个人的一切，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先生来信中提到“文革”期间十一年的消息隔绝，但我在前面说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谊里仍然包含着这十一年，因为我在“牛棚”内受尽折磨、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经常回忆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坦率交谈的情景，在严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听说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可以说，就是在我给剥夺了同你们会见的权利时，我同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曾中断。而且我们的友谊正是在重重的困难和阻力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两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友谊发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树木正在开花结果。但是破坏友谊的阻力始终存在，军国主义的逆流一直在翻腾。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感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我至今心有余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门拜望的时候，我还带着熬心断肠的痛苦回忆。我是“身经百炸”的一个幸存者，在东京豪华的旅馆里，我还做过血肉横飞的噩梦。我听石川达三先生谈过他一边流泪一边写《活着的兵》的情景；小说中日本兵杀害中国老百姓的残酷场面，我今天还不能忘记。芹泽光治良先生在山东济南目睹中国青年们被日军绑赴刑场。中岛健藏先生在新加坡看见日军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我和日本的作家含着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我们知道我们友好正是为了不让过去的惨剧重演。
二十一年过去了。在两国人民兴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把“侵略”改为“进入”，可能还有人想再次“进入”中国。日本军人“进入”中国不止一次，三十年代那一次的“进入”就造成了一千万以上中国人的死亡，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一九八○年我访问广岛和长崎，在慰灵碑前献了花。石阶上遗留的人影，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蘑菇云，火海，黑雨……我脑子里装满了这一类的资料。在广岛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在广岛和长崎，我都看见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的城市和美丽的花园。鲜花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儿童送来种植的。它们是人民友谊的象征。和平的力量战胜了战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在我国杭州西湖风景区，我看见日本岐阜县立的纪念碑。岐阜县人民说：“日中不再战！”中国人民说：“中日友好！”日本人民说：“日中友好！”我们要用更加响亮的呼声来迎接邦交正常化的节日，让那些妄想“进入”别国的野心家死了心吧，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附录：答井上靖先生（2）
先生，写到这里，意犹未尽，但是篇幅有限，我应该搁笔了。我相信以先生为会长的日本笔会筹备召开的一九八四年东京国际笔会，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关于国际笔会，我认为可做的事情很多。国际笔会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摇上海
《病中集》后记
我的第四本《随想录》又编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只是因为收在这个集子里面的三十篇“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标题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还是在病房里写的，当然也讲了些我生病和治病的情况。
我当初制订写作计划相信每年可以写出“随想”三十则。那时自己并未想到生病、摔伤以及长期住院治疗等等。但这些事全发生了。我只得搁笔。整整八个月，我除了签名外，没有拿笔写过字。以后在家里，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中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那么就索性扔掉笔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因此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终于写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
有一位朋友见我写字那样吃力，不觉动了恻隐之心，三番五次地劝我改用口述。然而我写文章从来不是发挥个人才智。离开了笔，单靠一张嘴，我毫无办法：讲不出来。有笔在手，即使每天只写一百字，花两年工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随想录》。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诚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面，读者们看得出来我在讲真话还是在撒谎。不谈过去，单说现在吧，我决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决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不管写什么长短文章，我时时记住这句话。
病中写的短文大概不会是“无病呻吟”之作吧。我写文章并非为了消遣，也不是应酬朋友，只是有感而发，也无非根据几十年生活、阅读和写作的经验。我虽是病人，但医生说我的脑子清楚，没有病态。我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也觉得我还能顺着一条思路走下去，似乎尚未患老年性痴呆症，不至于信口胡说。当然，医生讲话，并非法令；自我吹嘘，也不可靠，何况小道消息又传我“风烛残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为我忧虑，经常来信劝我休息。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也知道搁笔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规律不可违抗。但是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几年来关于我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唧唧喳喳”，使得朋友和读者替我担心，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让我安静，将我忘掉。但是并没有用。有时谣言自生自灭，有时消息越传越多。有的完全无中生有，有的似乎又有线索。谣言伤人，锋利胜过刀剑；只是我年到八十，感觉越发迟钝，不会一吓就倒，一骂就死。有时冷静思索：为什么我不能安静？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肯安静？……我想来想去，始终在似懂非懂之间。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按原订计划我要编写五册《随想录》，现在只差最后的一册，快结束了。这样一想倒又处之泰然了。
这两年中间除“随想”三十篇外，我只写过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欢这篇书信体的文章，它表达了我对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挚的感情，我将它作为附录收进这个集子。
最后我还想讲一件事。从写第三十几则“随想”起，我养成一种习惯，让女儿小林做“随想”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意见。小林是文学刊物的编辑，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她校阅我的每一篇“随想”都认真负责，有话就讲，毫不客气。我们之间有过分歧，也有过争吵。我有时坚持，有时让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见删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编辑《病中集》，重读两年来的旧作，我觉得应当感谢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议。作为年轻人，她有朝气，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种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
巴金
二月二十四日
无题集
访日归来（1）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做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①，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决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