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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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可买的东西很少，钞票存起来，不论存在银行或者存在家里，不到几天就变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萧珊眼睁睁看着钞票化成乌有，后来也学会到林森路（淮海路）去买卖“大头”，把钞票换成银元，要购买东西时再把银元换成钞票。我上街总要注意烟纸店门口挂的银元（“大头”）牌价。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妇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国华嫂在家务上经常给萧珊出点主意帮点忙。不久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势更紧张，稿费的来源断绝，我没有收入，又没有储蓄，不知道怎样度日。我和萧珊正在为这个发愁，均正夫妇来了，告诉我们，开明书店发给他们“应变费”十天一次十块银元，他打算代我向书店交涉“借支版税”。我当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给我送来大洋十元，说是借支办法和他们一样。我感谢他，我的困难给解决了。我大概借支了两次“版税”，上海就解放了，我们都有活路了。
怀念均正兄（2）
他仍然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却经常离开上海出席各种会议。第二年他跟着书店迁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确好起来了。后来开明并入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参加了民主党派，社会活动也增多了。我每年总要到他家去两三次，见面时无所不谈，却又谈不出什么，只是互相表示关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从北京来信，打算把我的童话集《长生塔》介绍给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底本给退了回来，均正来信说他读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给小儿子读，小儿子也说不懂。我自己重读了一遍，却觉得童话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品那样难懂。我猜想，这是他自告奋勇向出版社推荐我的童话，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碰了钉子就把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我了解他，以后再见他时也从未提过《长生塔》的事情。
萧珊没有到过幸福村，也不曾见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场，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协分会靠边受审查的时候，小林和同学们串连到北京，她去过均正夫妇家。国华嫂告诉小林，作协分会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调”到过顾家，要了解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行”。国华嫂气愤地说：“不用怕，他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造反派气冲冲地走了，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她不知道所谓“外调”不过是花国家的钱做长途“旅游”，你没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编造言行。反正以“莫须有”的罪名定罪杀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状越来越多，罪名越来越大。不久我进了“牛棚”，与世隔绝，小林和萧珊都因为我的缘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视。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断绝了。我担心他们也会遭到噩运。但在失去做人资格的当时，我一直过着低头弯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里敢打听朋友们的情况。萧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过去的岁月，怀念旧时的友人，最后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从文寄给我的一封长信，她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从一位在我们干校的亲戚那里打听到我仍然住在原处，便写了信来。几个月后，均正兄的一个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们家，给我带来不少我们很想知道的朋友们的消息。他们一家除了他一个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无事。可惜萧珊见不到他了。
这以后顾家的孩子们出差到上海，总要来我家看看。见到他们我仿佛又看见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国华嫂热情的接待。
“四人帮”垮台以后，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会后我留下来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离开十二年，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车辆，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馆里，出门搭车全靠小林带路，几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国华嫂说他在参加民主促进会的会议，不回家吃中饭，便叫小铨打电话通知他。不久他高兴地回来了。久别后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亲热，似乎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谈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们夫妇的变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间可能比我少吃些苦头，值得庆幸。但交谈起来我们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伤痕，他们失去一个女儿，我失去了萧珊。我们平静地相对微笑，关心地互相问好，在幸福村的小屋里，坐在他们的身旁，我感到安稳和舒适。我第一次体会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义。我就这样坐了两三个钟点，还在他们家吃了中饭，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别的朋友，我不想离开他们，但也只好告辞走了。
第二年我出国访问，从北京动身。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均正兄患病，据说是“骨刺”，又说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医院探望。在一个设备简单的底层单人病房里，均正兄侧着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国华嫂在旁边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对我微笑，我却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适当的安慰的话，我默默地望着那张熟悉的脸，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退出了病房。
我生活忙乱，杂事多，脑子里装满了文字、声音、形象……它们互相排挤，一刻也静不下来。每天从清晨起我就感到疲劳；同客人交谈，不得不时时用力睁开眼睛。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应付各种意外的干扰，也无法制止体力和记忆力的衰退。我并没有忘记均正兄，但是他的和善的面容和痛苦的微笑常常被闯进脑子里来的生客们一笔勾销。他病中我一共探望过三次，除了在医院那一次外，还有两次都是在幸福村他的家中。第二次去，我看见他坐在藤椅上，不像一个病人，我们谈话不多，但是我不曾见到他的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心上轻松。第三次看见他，他又侧着身子躺在床上，显然病情恶化了。这一次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我也不想把他忍受痛苦的印象长留在脑中。我待的时间不长。但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面。
然后便是北京来的讣告和小铨的信，告诉我一位勤勤恳恳埋头工作了一生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即使是最后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见不到了。他是那么善良，我从未听见他讲别人的坏话，他也并不抱怨生活。我看见他在病床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却还是那么安静。他默默地死去，不会有什么遗憾吧。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他做到了有一分热放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他是一个不自私的人。
怀念均正兄（3）
我没有去北京参加他的追悼会、向他的遗体告别，作为一个老朋友，觉得有负于他。我尊敬他，但是我学习不了他。像他那样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做不到。我最近一次去幸福村是在两年以前，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三访巴黎归来，仍然由小林陪同，到了顾家，家中冷冷清清，只有国华嫂一人，小铨前一天出差去天津。国华嫂高高兴兴拿这拿那，热情不减当年。家中很安静，很有秩序，国华嫂精神好，讲话多，坐在她的小房间里我仍然像从前那样感到不变的淡如水的友情的温暖，好像均正兄还在出版社办公或者出席什么会议，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十二月十三日
我的名字（1）
我这里要讲的只是我的笔名，不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学名。我的学名或本名已经被笔名“打倒”和“取代”了，这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料到的。几十年来有人问我“贵姓”，我总是回答“姓李”，而人们却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楼上宿舍里写完小说《灭亡》，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在上海的朋友，请他代为印刷。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书上印出我的本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上写了“巴金著”三个字。
这就是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的开始。关于它我已经做过多次的解释，说明我当时的想法。我看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其实多说也没有用处，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今天还有些外国人喜欢拿我这个笔名做文章。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使用笔名，只是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隐藏起来，我不会在名字上花费精力、表现自己。其实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过一个笔名发表小诗和散文，不过那个笔名（佩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过去发表的东西我也并不喜欢。在沙多—吉里养病的时候，我给美国旧金山华侨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写过好些杂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灭亡》发表以后我便不再用这个笔名了。
小说《灭亡》在上海《小说月报》一九二九年一月号上发表，连载了四期。但“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的出现却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东方杂志》十九号上面。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吉里过了暑假后，到巴黎住了一个时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给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写的《托尔斯泰论》（法译文刊在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面）。为了纪念托尔斯泰的百岁诞辰，他要我翻译这篇文章给《东方杂志》发表。过几天我译好全文要给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个新的笔名，不加考虑就写在译稿上面。这样《灭亡》刊出，愈之他们就知道作者是谁了。
《灭亡》连载后得到读者的鼓励，使我有机会陆续发表作品。我走上文学道路，是比较顺利的。我并没有到处碰壁的经验，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编辑部退回，这部退稿经过我改写后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来只打算用一次两次的笔名，却被我接二连三地用了下去。编辑先生喜欢熟悉的名字，读者也习惯常见的笔名。“巴金”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我用笔名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还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后面过平凡人的日子。后来本名给笔名淘汰了，即使别人承认我姓李，我也不会得到安静。我想不必计较吧，反正人活着，用什么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小说《萌芽》被查禁，我的笔名在上海犯了忌讳，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笔名，先是“余一”，以后又是“王文慧”和“黄树辉”，还有“欧阳镜蓉”。然而不多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就“被迫”撤销，“巴金”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不过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书刊，因此认识“巴金”的人并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场所出现，也不会让人识出。
解放后前十七年中我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无法再躲在本名后面过清闲日子，连我自己也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个本名。它的惟一的作用就是作为户口簿上的户主。这些年我写得不多，但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通过笔名，人和作品给连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总有人认出我是什么书的作者，有赞美，也有批评。我自己很感到拘束，仿佛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视我的一举一动，用我书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说实话，有个时期我真想改换我的名字，让大家都忘记我。
于是所谓“文革”的风暴来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还不寒而栗。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的外宾，回到机关学习，就有一种由“堂上客”变“阶下囚”的感觉，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报了。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头上还有一把摇摇欲坠的利剑，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里。这个时候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的笔名要不得，是四旧，是崇洋媚外，应当“砸烂”。我胆战心惊，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说今后决不再用。我已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只有“罪孽深重”四个大字。也许我头脑单纯，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么重大；也许我在“打如意算盘”，还以为脱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没有用！我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枪靶，他们不肯把它一笔勾掉，反而到处为它宜传，散发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我的大标语；在马路旁竖立我的大批判专栏；在工厂和学校召开我的“游斗”会；在杀气腾腾的批斗会上人们要“砸烂”巴金的“狗头”；我自己也跟着举手高呼口号“打倒巴金！”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不断地写检查，写“思想汇报”，重复说着同样的话。我灰了心，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