脍炙英雄-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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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姐在一起了？
实际上，张学良跟胡蝶，从来没有见过。“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会见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后到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梅兰芳后来特别证明说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时还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劝胡蝶控告马君武诬蔑人格，但胡蝶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想制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闻，只冷冷说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个演艺界的“超女”，听听人家说的这话，某些无良记者和没脑艺人岂不愧煞？
国家要真正富强，光有面粉厂钢铁厂军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应该拥有强大而充满良知的媒体。媒体适当搞些风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以此为主流，更不可无中造谣轻易信谣漫天传谣。面粉腐败了，吃坏的是肚子。钢铁腐败了，砍断的是刀子。而媒体腐败了，瓦解的是民众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进化到一袋面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盘散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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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漫话抄手过三九（1）
漫话抄手过三九
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欤B”，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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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漫话抄手过三九（2）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子里坚持冷水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子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身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习俗，顶多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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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说说阿扁的扁（1）
说说阿扁的扁
陈水扁先生今年不幸狗皮倒灶了，由马英九先生鹊巢鸠占。孔和尚曾在博客里出了道思考题，“扁”字跟“马”字合起来是个什么字？此题简单得近乎小学水平，颇有愚弄民众智商之嫌，所以很多人深想了一步，看出此题背后包含着孔和尚对台湾前途的隐忧也。
其实这也不是孔和尚的发明。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908年，清光绪34年，广东革命党著名作家黄小配（1872…1913，笔名“黄帝嫡裔”，别号“世界一个人”），就在日本出版了一部谴责小说，名曰《大马扁》。这个“大马扁”，讽刺的是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书中借人物之口说道：“亏你还信康有为那人！我广东人那个不唤他做癫康？实则他诈癫扮戆，专一欺骗他人。本没点学问，又自称要做孔子，其实不过是个无赖子罢了。”
如此贬损康有为，实在有欠公道，康有为好歹也是个大学者和思想家，除了托福，门门全优的。这不过是当时革命党人一腔热血，恨不能打倒一切保守派而已。用今天的话说，是“极左”了。倒是书前“吾庐主人梭功氏”的序中讲了几句公道话，说虽然“康梁二人，招摇海外，借题棍骗，于马扁界中，别开一新面目”，但这是“社会害康梁，非康梁之害社会也。康梁之棍骗，非康梁之罪，而社会之罪也。夫社会不平，金钱实为万恶之原，世界一日有金钱，即人类一日不能无罪恶。康梁不幸生不逢社会平等之日，自呱呱坠地时，即浸淫于金钱铜臭之内，迷惘既深，则诪张为幻，人情大抵皆然，况才足以济奸者乎？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而可以棍骗为康梁罪哉？”又说“海外侨民，蒙于祖国情势，先入为主”，这才上了康梁的当。
总而言之，归纳他的意思，是金钱社会、人欲横流，导致了“大马扁”的产生。不论他们讲改良，还是讲革命，不论讲台独，还是讲统一，其实都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已，哪有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所以打倒了“康梁”，又出来个“蒋汪”，打倒了“刘邓”，又出来个“林江”，打倒了天地会，又出来个青红帮，打倒了马三立，又出来个郭德纲。人生代代无穷已，马扁年年只相似。咱小民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