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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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　

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他居然还是没有死。　

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　

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人的自杀方式轮了一个遍，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反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也随之投井。　

这是一口灰褐色的砖井。此刻这里非常平静，没有惊叫，没有告别，没有哭泣。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最高祭奠仪式，完成在这个平静的井台边。　

事后，世事纷乱，谁也不记得这一口砖井和这三条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渐渐荒颓。　

只在很久以后，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福山来了几个乡亲，带走了几块井砖，作为纪念。　

我一直认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入地了，他烧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当时，八国联军的几个军官和士兵听说又有一位中国官员在他们到达前自杀。他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官员的学问，一点儿也不亚于法兰西学院的资深院士和剑桥、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后留下的却是全人类最早的问卜难题。　

一九○○年的北京，看似败落了，但只要有这一口砖井、这一堆甲骨，也就没有从根本上陨灭。　

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其间荣辱祸福，岂能简单论定？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王翰甫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里无用，应该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难道就是那个校旱《老残游记》的作者？不错，正是他。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一九○三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秘藏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

刘鹗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学术意义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地之后对商的别称，一般称做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仓粟”，硬把好事说成坏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购地”，硬把无事说是有事。一九○九年刘鹗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你看，发现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号功臣都已经快速离世。离世的原因似乎都与甲骨文无关。这里是否隐藏着一种诅咒和噩运？不知道。　

但是，这并没有阻吓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仆后继地钻研下去。　

西方考古学家在发掘埃及金字塔，发掘古希腊迈锡尼遗址和克里特遗址的时候，都表现出过这样的劲头，这次轮到中国学者了。　

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立即觉得自己已经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　

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深知现场勘察的重要，他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亲友到小屯去看一看，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来的路程。到了以后一看，实在令人吃惊。

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几十家村民都在发疯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们拿出来的甲骨虽然大多是破碎的，却也有上好的佳品。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从弟弟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　

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做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甲骨文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　

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想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洌寒南殷虚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虚”。　

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摇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阳，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栈”的旅馆，吃了早饭就雇了一辆车到小屯。他一身马褂，戴着圆框眼镜，显得有点疲倦，这年他四十九岁。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可能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　

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三层图像：现实社会被糟践得越来越混乱，古代文化被发掘得越来越辉煌，文化学者被淬炼得越来越通博。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十一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的殷代世系，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典章制度。　

王国维的研究，体现了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国维是二十世纪前期最有学问又最具创见的中国学者，除了甲骨文外他还在流沙坠简、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等广阔领域作出过开天辟地般的贡献。他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难道，甲骨文石破天惊般出土所夹带起来的杀伐之气还没有消散？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历来颇多评说。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又面对着太陌生的时局变化。两种力量发生撞击，他正好夹在中间。这里边，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觉得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破读，他们“占卜”。只不过，他们的职业过于特殊，他们的命运过于蹊跷。　

在王国维自杀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王国维的在天之灵在偿还夙愿？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于是研究院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　

从此开始，研究院对殷墟遗地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价值。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了YH127甲骨窖穴，这是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后来，随着司母戊大方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断往前走。例如，董作宾对甲骨文断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移居台湾；比他大三岁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后来在大陆又与胡厚宣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　

由此看来，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但是，仍然有一项发掘记录让我读了非常吃惊，那就是在YH127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泻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　

此刻我站在洹河边上，看着它深邃无波，便扭头对我在安阳的朋友赵微、刘晓廷先生说：“与甲骨文有关的事，总是神奇的。”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