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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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产生过很大的混乱，现在好像是为这种混乱后悔了，但又有点遮遮盖盖。
我是说伦勃朗在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正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境遇中又有较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有点不可原谅。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好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释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便把导演刘璐拉过一边，告诉她，我以前读到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有一个情节一直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才让人泫然。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复述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离开刘璐，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89、瑞典小记
１
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从这个晚上开始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才，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一个天才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着一种历史的福音。这个暧昧的悖论，躲到了国家的边缘以免让人读解，此刻却被我们轻轻踩过。
２
哥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说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哥德堡。
然而哥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撑，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毫无失落，这个主意真好。
我们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３
早晨从哥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牵浩子夜，接近中午才曙光初露。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而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让人胸塞气闷。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车队的各辆车尽管靠得很近却已经不能互相辨认，只能隐约看到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噼噼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火石电光般地匆匆打发了。余下的一切决不是零头，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忧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一盏昏黄的雾灯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４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祝恨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才有可能。
５
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忽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鸡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６
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
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才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７
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他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沉闷”；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孤傲得可恨”；……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互相对比、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把种种弯曲拉成了一条直线。选择和平中立，制订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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