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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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么多爆炸大案的卡钦斯基,最后居然也是为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国云南的那个杀人犯孙玉峰,他刺杀了那么多无辜者,最终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法庭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人大吃一惊:“把我的经历编成一本书。”可见他实在太想成名了,而这个农村无赖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书籍。但他的全部经历,满打满算,至多只能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无意思,怎么撑得成一本书?
卡钦斯基为了在一篇文章中成名而大量杀人,孙玉峰为了在一本书中成名而大量杀人,文化对于邪恶世界的诱惑会大到这个地步,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由此我也终于领悟,为什么文化界会发生那么多争名夺利、诬陷造谣的阴暗事件,原来已有不少卡钦斯基和孙玉峰混迹其中了。我想我们今后都不必大惊小怪了,更让人惊恐的狼嗥虎啸,也有可能光顾这个斯文的天地。以后的日子比较严峻。
想要让文化去阻止他们?不,他们正惦念着文化呢!
真正急于做的,是高贵的博爱精神、慈善情怀的重建。
只有这团火光,才能把深夜荒山间的狼群阻退。千万不能让这团火熄灭了,无论如何应该到四处捡拾柴枝维持着,直到霞光初现。
75、收藏昨天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76、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学生时一篇作文得奖的事,对这件远年小事还有几句话想说。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楞楞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