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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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实例牵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认识。他为别人的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评论者撰文指出，这篇序言中有很多语法错误，口气比较严厉。严厉当然会产生回应，事情立即变得很不愉快了。作家的文字中有语法错误，指出来既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作家，本来语气严厉一点也不妨，但我稍稍有点惊讶的是，这篇序言我读过，为什么当时没有感到有语法上的障碍？待我带着这个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评文章一一对照，终于明白了真相。批评者有很好的语法和修辞学方面的造诣，他所指出的语言构成方式确实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只能说是用语粗疏而不能说是语法错误，而对有些作家来说，用语粗疏可能是故意的。在书面语言的严谨中加添一点口头语言的随意，有时反而能调节文本的规整语态，走向生动。当然，这种随意性如果明显地侵凌了语法，还是应该知道收敛和整理才好。可见，这本是作家和语法学者们协调商量的问题，但经起哄者们一炒作，情况就变得有点怪异。我从一篇评述这个事件的文章中读到的指向，已成为“作家的文字资格”、“名人的认错态度”等等不留余地的恶性事端了，幸好这位作家没有再去理会。这件事，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它一被点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视线，并烧燎到人格部位。这个程序，一再重复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让人惊心。
说了这些实例之后我想归结一下。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题目。人们在兵荒马乱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实务中呼唤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会有许多细部，但任何细部都没有权利通过自我张扬来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体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
世纪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声音，但听了几年，文化都在为不知所云的细节而争吵。终于不耐烦，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没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没有大家的文化。
鲁迅说，一个中国孩子，要学会几千个基本汉字，再学会把笔画繁多的难字准确地填到一个个方格中去，得花费一二十年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鲁迅的计算把这笔账做下去：这个人需要背熟历代诗词，通晓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细节更麻烦，这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没有三四十年出不来。当然会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就喝酒去了；像那个绑匪，学会了一笔好古文就谋财害命去了。坚持下来的总该有资格谈文化、写文章了吧，那也应该是七八十岁高龄了，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规教育。不知这么一笔年龄账，会给我们什么启发？
当然，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还是要学，有名的古诗还是要背，顺便学点平仄也不坏，语法上的问题还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国文化的荣辱边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它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们学问不深，知识不广，却也懂得要为它失落多年的高贵内质招魂，而不能听任它继续沦于琐碎和庸常。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文化再经过几年调教，吓得作家们再也不敢随意谈古诗了，吓得导演艺术家们躲进书房学平仄去了，真正有点知识的人又被调教得目不斜视、足不出户了，那么，社会上在畅谈文化的会是谁呢？
73、天涯故事
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校旱，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反光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让他派遣痛恨的对象，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开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急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眼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他木然地放下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仍然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校旱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采。猎手被这种光采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还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种半途而废的求和，味道不大对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进入这种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闯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寻找什么的；一旦进入，可能仓皇逃离，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兽变人，可能由人变兽，可能焕发哲思，可能逆转情感，可能蔑视寻常，也可能渴求寻常，总之，全都升腾得不同一般。上面所说的两个故事都是以恋情为构架的，如果把这种构架拆除，天涯海角、绝壁死谷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恢宏的深刻。
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写道：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头豹子，就比那两头鹿庄严。
我们海南岛那头鹿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从传说跳到了地面：岛的南端，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于是，那儿也便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天涯海角。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探询着一种宏大的社会心理走向的终点，一种延绵千年的争斗和向往的极限，而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这一来，它比海明威的豹子更庄严了。
这些年，海南岛成了一个热闹的去处，我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经常从那里打电话来报告各种消息，他们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创业和冒险，我自己也已去过不止一次。与大陆相比，即便是与大陆的沿海开放区域相比，那儿的生活也是奇特而新鲜的。在“鹿回头”的巨大塑像下，在“天涯海角”的石刻前，在通什的山寨中，在椰林夹道的环岛公路上，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屿呢？它对于隔海相望的大陆有什么独特的意义？一切踏上了它的土地而又自称为“闯海者”的大陆人，是否能够真正领悟它？前不久读到海外作家陈若曦写海南岛的一篇文章，一种小心翼翼的爱惜之情令人感动。至今没有找到过一部完整、系统地记述海南岛历史的著作，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也还未曾读到。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海南的历史都知之甚少，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不太认识它而又偏偏让它来承担现代的重任，我觉得对它是不公正的。这些年我在对中原大地上各个地域文化逐一进行探测的时候，总会隐隐感到一种从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回首的遥远目光。我开始关注它，在历史资料中爬剔点点滴滴有关它的远年信号。今天，我觉得已经有可能来粗略地谈谈它的故事了。
海南岛很早就有人住，这些人能很早就与大陆有过往来，往来过程中有过友情也有过怨仇，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在漫长的时期中，不管是海南岛还是南粤基本上都处于荒昧状态，荒昧中为数不多的先民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很难猜度的原始生态。战国时的《尚书*禹贡》和《吕氏春秋》中所划定的九州中最南的两州是扬州和荆州，可见海南还远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战国顾名思义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岛，只听到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啪哒、啪哒，掉了几千年。椰树边，海涛日夜翻卷，藤葛垂垂飘拂。
看起来，大陆人比较认真地从行政眼光打量这座岛屿是在汉代。打量着是两个都被称之为“伏波将军”的南征军官，西汉时的路博德和东汉时的马援。他们先后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左右驰骋、开疆拓土，顺便也把这个孤悬于万顷碧波之外的海南岛粗粗地光顾了一下，然后设了珠崖、儋耳两郡，纳入中华版图。但是这种纳入是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族与外来的官吏士兵怎么也合不来，一次次地爆发尖锐的冲突，连那些原先自然迁来的大陆移民也成了土著轰逐的对象。有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外来人不得不统统撤离，挤上木船渡海回大陆，让海南岛依然处于一种自在状态。当然过后又会有军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番出入进退，海南岛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害怕的原因由不能说是对付不了本地人反抗，这会引起统治者的气恼：我圣朝雄威、坚兵重甲，还能被这些土人抵挡住？因此将军们只能说是水土不服，地气有毒，容易染病，兵士们去了回不来。
前些日子为找海南的资料随手翻阅二十五史，在《三国志》中读到一段资料，说赤乌年间东吴统治者孙权一再南征海南岛，群臣一致拥护，惟独有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对。他说：
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返，所获何可多？
孙权没有听他的，意气昂昂地派兵向海南进军了。结果是，如此遥远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孙权后悔了，又与全琮谈及此事，称赞全琮的先见之明，全琮说，当时群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们不提反对意见，我认为是不忠。
三国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么，海南究竟是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在孙权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后，一个出生在今天广东阳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几乎是永久地安顿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别关心中华版图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姓冼的女子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便开始有力地辅佐丈夫管起中华版图南端傍海的很大一块地面，海南岛也包括在内。丈夫冯宝因病去世，中原地区频繁的战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