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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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例子，如他承认pattern是思想模式，却不承认medesofthinking是。这又犯了胡秋原不认识胡石明的毛病了。我只好引胡石明的话说：“我能愤慨？能骂什么话吗？
不，我无可说了。”
⑧关于胡先生所谓的“历史教育问题”，他攻击我下面这段话：
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子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胡先生说：“我不知他在哪个学校学历史，这三句话至少五个错。”可是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他指出的三个“错”，另外“至少”
有两个“错”“是他的幻想”！
现在让我看看我“错”了没有？
第一、我说“日本没有孔子”，这话我真不知道“错”在哪里？日本若有孔子，孔德成那笔开支颇可观的公费早就不要我们小百姓负担了！胡先生不正面考证“孔子乘桴浮海扶桑论”，却跟我扯起日本“能造航空母舰”，我实在看不出“能造航空母舰”的日本就能造个孔子出来。所以胡先生虽然说了九行半毫不相干的话，却丝毫不能证明日本有孔子。
第二、我说“韩国很少国粹”，在逻辑上，并非即“韩国没有国粹”，只是相对于国粹满街的中国而言，“很少”而已。胡先生又把我意思曲解，又扯进朴正熙将军，我不知胡先生在搞什么？我是李敖，不是李秀英，朴将军不会接见我！
第三、胡先生问：“日本几时做过中国藩属的呢？”胡先生欲知答案，请想想自己教训别人的话：“——读书，读书，读书！”请读《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论衡》增儒篇、《三国志》魏志、《梁书》东夷传、《晋书》武帝纪……再想想“汉委奴国王”印是谁送的？”“亲魂倭王”的拓本是怎么来的？胡先生既劝别人“不可不由教科书入门”，他自己为什么还在门外头？
胡先生该打开“遵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适合“高级中学学生用”，孙正容编的《高中新本国史》，把里头“日本实为汉代的藩属国”十个字默写十遍，免得被人骂“东洋史的知识，不比高中学生高明”！
⑨胡先生真是他们黄肢土话中所谓的“缠经人”。他把他不知道的，“不管是否必要，是否用得上，意义如何”，全部“缠”
在一起，当做攻击别人的武器，没头没脑的乱打一番。例如他自己用了“矮小化”，却攻击我用“矮化”（dwarf）。他的解释是：“‘矮化’，乃在美俄二大‘巨人’出现后，形容欧洲自嘲之词。”这就是“缠经”的一例！其实此字早在十九世纪的穆勒（JohnStuartMill）就用过（见Utilitarianism，LibertyandRepresentativeGovernment页一七0）。我借他指出“矮化”人民的意思来指传统派“矮化”思想，深觉此字能用具体的写法道出抽象的意义。而胡先生读书不细心，最后又留下笑柄。他说：“这位年青（轻！）人读书是专弄玄虚而不求实际。”现在我有书为证，并且也领教了胡先生大言欺人的掼帽子战法，到底谁在“专弄玄虚”、谁在“不求实际”、谁在“信口开河”，如果胡先生真有“学问的良心”，他的“良心”会给他满意的答复！
⑩胡先生又批评我说：
前面被他认为有“病”的四十人，无论征引或论断，不是断章要义，即是之牵附会，乃至张冠李戴。例如以“四角之不料”与地圆说近似，根本不是毛子水先生说的。
胡先生举“一”例以及证“四十人”，不知道是哪国的证明方法？
就算此法可行，也必须这“一”例能证明出他骂对了才算数。
我在原文里特地注出毛子水此意出自《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注出来源，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胡先生既不肯翻书，我只好翻给他看：
我们细想“四角不揜”的话，便可知道我们古代的哲人把地圆看作当然的事情了。因此地圆，所以天园。若使地方，天便方了！这是这句话的解释。不然，我想古人绝不会用这样童稚的辩词来说明地的不方的。
毛子水想古人“绝不会”如何如何，胡先生也想毛子水“绝不会”如何如何，从而替毛子水辩解。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毛子水在说些什么？胡秋原替毛子水回护些什么？
以上对胡先生的批评，都证明了胡先生下笔千言，只能唬唬小百姓。稍有防疫本领的人，随手抓胡先生的“意见”，一抓就碎了，一点也经不住真知识的锤炼！我批评他天马行空、大言欺人，丝毫没有冤枉他，试看他的话：
学问之事，如谓有病，只有一种，即“强不知以为知”。
老子曰，“不知而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也。假使如此，假使我所指出的不误，李敖君的病可严重极了。
胡先生写这段话，绝没想到假使不如此，假使他所指出的误了，该怎办？此段引用《老子》的话，胡先生若能在道德经中找出来，我请客。《老子》书中只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段标点我负完全责任，并准备任何人提出异议）。
此乃真正的“老子”！真正我们家老子的原装货！绝不是胡先生家里的冒牌老子！胡先生这样代老子乱“曰”，我还能说什么吗？我只好套他的话而说：
由此可见胡秋原之所谓老子，不是老子，只是他的幻想。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我们国文教育的责任。
胡先生在天马起飞前被老子绊了一跤，很难为情，只好再大言一番以为烟幕。他的大言是“抖搂哲学”：
龚定庵也说过了：“九州生气恃风雪，万里齐啥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搂，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天公不会抖搂的，还是五万万人各自抖搂。超越前进之意，即是希望人人拌搂。
“人人抖搂”关乎胡先生的根本思想（超越前进），所以不能轻轻放过。胡先生所引龚定盒的诗不知“在哪一本书上抄来的”？因为龚某人压根儿就没“抖搂”过！在“定盫文集”，（涵芬楼影印同治刊本）的续集中，可以看到他的原句是“我劝天公重抖擞”（“已亥杂诗三百十五首”）。胡先生不知“搂”该是“擞”，也许把“擞”硬认成“搂”，且在文中连“搂”了四次，一方面可证其热情奔放，一方面可证手民无罪。所以，我只好把胡先生骂我的活替他重温一次：
这究竟是真正不识字，还是有意利用遮眼法或催眠术呢？
答案有两个，请胡先生自己去挑吧！他若不挑，我就要怀疑他是在哪个学校学“国文”的了！（至于他抄错论语泰伯篇，引错“塑泥歌”，用错“宁馨儿”，歌颂“倭寇”……这些“泡沫问题”我一概懒得答他了，让他陶醉去吧！”）
胡秋原“剪除枝叶”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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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块空白，我请胡先生的读者去评分。评分的标准是胡先生所引用的梁启超的“规则”：
希望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从这条规则来看胡先生那种刺刺不休的冗长文字，看他该“剪除”的“枝叶”有多少？他说了多少“不相干”的话？引起了多少无谓的问题？他骂别人有“挥霍性”，而他自己，却正是一位暴珍文字的人儿！（文岭：不学无术还不是最糟糕，无术而又冒充有术攻击有术之士才最可气。）希望胡秋原“毫无怨言”
胡先生望有“君子协定”，他的协定是：
每次的辩论，纵不能得最后的结论，但如作战一样。
应有每一战役之胜负。如何才算胜负呢？当一方面的论点，被对方指出自相矛盾，与事实冲突或不相干，而不能提出合理的辩护之时，便应当自认失败。
他说他一定照以上的规矩参加辩论。
如果我自己不检失态，因而遭受百倍报复，我将毫无怨言。
如果我一部或全部论，点被驳得辞穷理屈，我一定撤销一部和全部主张。
胡先生是“君子”，而现在，正是胡君子“应当自认失败”的时候！因为他的“论点”，已在前面被我分别指出何处不合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何处“自相矛盾”、何处“与事实冲突”、何处“不相干”！
为胡先生计，现在似乎是他“撤销”“全部主张”的日子。
因为他已说“传统派是注定没落的”，“胜利归西化派，任何人看得出来。”大势所趋，胡先生又何必挽狂澜呢？即使有“一百个青年不像李敖”，跟着他跳栏赛跑，又何补于超越前进的不能成立？胡先生十年前曾幻想用“新医”来代替西医中医；今天他又幻想用“新糖”来代替洋糖土糖。他的悲哀在根本不知道绝无第三条路好走；又根本不知道他是传统派中的一枝一叶。
他只会在潜意识上随风而去，去做那天马行空的好梦。但终其生，他将枯守在传统派的枝头，用迎风招展的姿态，去招展李敖大全集他那面“超越前进”的旗子！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记〕文中所引徐道邻先生的文字皆收入他的《论政治与学术》及《论社会与文化》两书（皆中央文物供应社版）。
《文星》第五十四期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
敬答吴心柳先生
心柳先生：
谢谢你三月十三号给我的信。
很早就读过你谈音乐的文章，经常读到你的通讯和作品，我剪贴了一些，因为非常喜欢。
你在第一点中说：
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大监”，您的“梅毒”、“太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
我非常赞同你指出的“成为把柄”的话。现在本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们，天天想编织几顶大帽子朝人头上戴；不仅此也，他们甚至摘下他们过去的旧帽子朝人脑袋上丢。他们的惯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个词儿，加上个字头或字尾（尤其是爱加Eism），做成“把柄”。然后不谈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处宣传起来：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们就说我提倡“梅毒主义”；我提到“太保”，他们就说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树人”，他们就说我“想当鲁迅二世”，这种无聊的行径，就正是你所说的“难堪的技术犯规”。
他们另一个法宝是抬出“这青年”、“这孩子”来跟李敖连在一起。因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儿戏”是“童言”，并且“胜之不武”。虽然“胜之不武”，他们跟我斗起来却不遗余力：胡秋原的几淌长篇骂我；郑学稼一连骂我六个月，叶青发行的杂志连骂我十三期，其他还有“从良”后的内幕杂志、港台两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发表他们私人信件的晚报……总之，能使的法宝他们都使出来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叶青骂我的文字，说我李敖该“回到大学历史系去再读几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道：“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了。我若‘再读几年’，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
心柳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会以为我是自满吧！我这样说，心中并不好过。在七三六期《新闻天地》中的一篇《台湾‘挤’‘挤’‘挤’‘挤’》，说我“搞得天下大乱”。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乱”的，就该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们既口口声声称我是青年人，他们就该知道跟我打笔仗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代扰攘的他们已是另一个时代的落花飞絮，他们的方法是旧式的，军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
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长文、报纸和杂志来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说，我心中并不好过。
你在第二点中说：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这个意见我极赞成。我也赞成把这种问题谈得细一点，你说：
“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w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吗？”至少我个人，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时候，就跟小鲁、汝森和孟能说，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导言或引论。想不到这篇一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