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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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庄公明白了，这是怕公子纠再回去夺位啊，必欲除之而后安啊。
鲁庄公和一群惊弓之鸟的大臣们讨论，觉得齐桓公新上任似乎很得众，咱为了外人玩命斗下去不值得。鲁庄公就派军队往公子纠的驻地菏泽，去杀公子纠，以息齐桓公之怒。
公子纠狐疑不定的亲兵比划了几下就四下溃散，公子纠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鸡，死于非命。他的手下人“召忽”发了一通忠臣不事二主的感慨，自杀殉主。而当初把事情搞坏了的管仲哥哥，却不肯自杀，宁肯当俘虏。管仲说：“自古有死臣也是生臣。我志向远大，虽然不死，也和召忽异曲同工。”
管仲主动钻进鲁军的木笼囚车，当了俘虏，运到鲁庄公阶下。管仲从前当过兵，扛过枪，下过海，经过商，是个有办法的人，在诸侯中已经小有名气，所以鲁庄公的大臣们建议留下管仲辅佐鲁国。
“但是这样就违逆了齐国呀，”鲁庄公说，“齐国那边等着要人呢！”
大臣说：“那就杀了管仲，以免为别国所用。”
齐国使者马上拦住：“不许杀，管仲射过我们主公一箭，主公恨之入骨，非亲手射他一百零八箭才痛快。”
于是，鲁庄公按照中庸哲学采取了事后证明最为愚蠢的办法，不杀管仲也不留管仲，把他引渡交送齐国处理。
于是管仲就又坐进那辆木笼囚车（他最近净坐这车了），一路颠簸着向北方齐国去。管仲站在木笼车里，脑袋从笼子顶上的窟窿里探出来，看着外边自由的世界，蝴蝶在飞舞——这是我的一种遐想，其实这是错误的。以这种姿势站着，到不了齐国就得站死。因为，站累的时候，脚一软，脖子上就要吃紧，最终会卡在洞里勒死。
管仲应该是坐在木笼囚车里。
囚车外面正是残秋天气。声势浩大的秋天，占据了山东原野。管仲的命运就像白云，写在天空的字里行间。也许他会有美梦成真的意外境界，但那何其柔弱，不堪被言辞说破。
管仲的担心不是来自齐国，齐国那边有他的好友鲍叔牙可以罩着他。管仲最担心的却是鲁国，假如鲁庄公一旦后悔，派人追杀上来，那就只有坐等领死了。于是，据《吕氏春秋》说，管仲运用心理学知识，亲自作词作曲，编了首歌，教给押送他的士兵们唱。管仲在笼中唱，士兵在下边和，边唱边走，就不觉得累了。而且据《吕氏春秋》说这歌节奏还特快，像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大家跟着它的调，脚下生风，走得贼快（像贼那么快）。
秋季的山东原野，一行北向的车队蜿蜒而行，伴着它的，是路边成丛怒放的狗尾巴花，弥望满野，如火如荼，摇曳飘扬于远古的风中。
正文 第四章 大哉强齐（685 B。C。—645 B。C。）
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会很远吗？管仲走过那一串串背时的路，像出口转内销的退货，被木笼囚车运回故乡齐国。
进了齐国边境不远，辅佐齐桓公夺位的大红人鲍叔牙，不计前嫌，已经派人来迎接了。他们把管仲从木笼囚车里放出来，打开他的桎梏（就是古代手铐脚镣），拿古代剃须刀修整好管仲那刺猬一样蓬勃的胡子，给他穿上袍子，戴上冠，然后换乘一辆适合人类乘坐的正常的车子。
其实，这里也不是鲍叔牙“不计前嫌”。鲍叔牙和管仲本是一对儿作生意的搭档，约定好：一个去保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另一个去保公子纠。不论谁保的公子成功了——即继承君位了，自己也必然身为重臣，则都要提携失败了的对方也为重臣。这样俩人就都必有官作，风险的总和为零。他俩都是商人出身，所以这么懂得分散投资啊。
等管仲坐着车，已经快到临淄了，鲍叔牙就去面见齐桓公，要求齐桓公拜这个旧日冤家为卿：“主公，管仲这个人的才能，远在现任上卿高敬仲氏之上！”
既然大红人鲍叔牙这么说，齐桓公总得给面子，说：“好吧，我来见见他。”
鲍叔牙说：“对于管仲这样的大能人，不能素常就见的。您得沐浴三次，不吃猪肉，远远到郊外迎候，人家才有情绪对您讲话呢。才肯把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告诉您呢。”
齐桓公闲着也是闲着，权当演戏，照办之后，把管仲用车载着，接到朝堂上坐好，然后就听管仲侃了。
管仲射箭不行，侃可是一绝。他滔滔不断，江河直下，先从四维不张讲起，适时提出礼义廉耻理论，要男的走马路左边，女的走马路右边；又强调士农工商都要搬铺盖卷住在一起，分类而居，不许串帮；随后是征税和征兵，加强集权、足食足兵，实行盐铁管理国有化，统一铸造货币，破除世袭性的官位制度，面试任用非高干出身的布衣贤能，都是国家大计，大谈特谈，最后收尾说富国强兵以后，再高唱“尊王攘夷”的战略口号，实现一代霸主的宏伟目标。
齐桓公觉得太离谱了，就推搪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可不敢妄想当霸主啊。”
齐桓公好色，倒是事实，据说这位三十多岁的钻石王老五最喜欢的事，就是光着身子坐马车，跑在临淄大街上载着妇人，在阳光照耀下徐徐脱下对方裙裾，一起making love，估计这种出格行为在当时不重周礼的齐国是非常有创意非常酷的。（齐桓公和齐襄公、文姜、宣姜，都是一个爹（齐僖公）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嘛。他们在性生活方面都一样，都继承了齐地东夷族sex liberation的古风。）
齐桓公一说自己好色、不务正业，管仲连忙编了一大套道理忽悠他，意思不外乎请齐桓公彻底放弃权力，让我这个大贤当相国，我撒开了施展，您再荒淫酒色，也可以当一代霸主。
齐桓公没辙，只好由着管仲建设新时代吧，采取大撒把政策，自己退到二线单抓妇女工作。齐国率先出现君、相二元化分权管理（以前是国家拥有者直接管理，拥有权和管理权是一体的，这样就管的不专业）。
管仲又跟齐桓公要条件，说：人微言轻，疏不间亲，我一介布衣，家里又穷，没有家族势力，缺乏政治资本，别人不理我这套啊。于是齐桓公给管仲起了大房子，把临淄城里的“市”（商品交易区）税收的三分之一，发给管仲当工资。管仲成了国家第一号暴发户后，又怕被上流社会的老牌贵族看不起，就要求齐桓公给他尊号。齐桓公索性尊称他为“仲父”，就是干爹或者二叔的意思。这样他就既富且贵了，按他的逻辑，便于往下开展工作了。
肚量阔大的齐桓公又要求全国人都讲避讳，不许说“夷吾”这两个字，因为这是我干爹管仲的名字。齐国老贵族们都大喊晦气。
在当时，一介布衣是没法进入政府高层的，高层都是大姓豪门世代把持。这些家族也就是史书上所谓的“世家”。管仲则是特例，他没有世家大族背景，硬挤了进来，必然受到世家大族的抵制，所以要齐桓公给他撑腰。布衣大量从政，是战国以后才被逐渐接受。
这位曾经拿着齐桓公的肚脐眼当箭靶子的干爹，总算遇上明主了。齐桓公格外信任他。据说有一次，一个官向齐桓公请示事情，齐桓公说：“去跟仲父说去。”此官再次请示，桓公说：“找仲父去。”一连三次如此。
有人说：“您这么当君主，岂不太容易啦！”齐桓公说：“寡人没有得到仲父的时候很艰难，已经得到仲父，为什么不变容易呢？”
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就会疲惫。齐桓公的原则，用现在英文说就是delegation（授权）。
一切权力都有了，万事都具备了，齐桓公什么都答应了，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人民就要擦亮贼眼，管仲再干不好如何向人民交待？
时年管仲45岁，商人出身的他不光能吹，也还真能干，充分发挥自己经济学特长。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管仲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从老百姓手里和别国人手里挣了很多外快。于是政府有了钱，可以对外扩张了。一般圣人都崇农抑商，而管仲却铸造货币，干预粮食市场，积极扶植万元户。
为了维护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管仲归还那些从鲁国、卫国、燕国抢来的土地，换取睦邻友好，转而对外向诸侯国实行经济侵略。当时各国贫盐，齐国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以至于形成黄金垄断。再用垄断的金子，贱价购买各国货物，使天下市场操纵于齐国这个金融寡头之手。
管仲向梁国、鲁国订购大批丝织品，对方贪图利益，就废掉农耕，全国养蚕抽丝。一年过后，管仲单方面撕毁购丝合同，一下子就把梁、鲁两国给搁那儿了，梁、鲁老百姓家家没粮食吃，天天裹着自己纺的绫罗绸缎饿肚皮。
以商业优势带动国家走向富裕之后，管仲开始强兵——组织群众大练兵。城里每家指定一人当兵，五家就是一伍，八个伍设一个连，十个连组成一个旅，旅长叫做“良人”。五个旅是一个军，全国分三军。这三军儿郎平时就在城里，各有职业，每年以打猎形式出城搞两次军事演习。一夕有警，全城可征出很多兵来，还保障了兵员素质。
老百姓不许迁徙，每五家的“伍”人，编在同一个作战单位。平时都是一个胡同长大的，从小玩在一起，长大跑在一起，祭祀祖先时互相馈赠礼物，死难时互相吊慰，同灾同福，此唱彼和，感情深厚，所以打仗时可以拼命共同对敌，富于团队精神。夜里作战，听到彼此声音就不会乱伍；白天作战，看到对方容貌就互相认识（当时可能没有统一军装，全靠脸熟，才避免打错了）。这种征兵制，比后代募兵制买来的雇佣兵，更团结、更忠诚，也更爱家爱土，不需要搞整风运动，思想就已经很统一了（类似同时期希腊国家斯巴达的15人一组的小型战斗单位“菲迪拉亚”）。
士兵有了，兵器怎么办？管仲说，犯罪之人，缴一只真皮的盾加一枝大戟就可以赎罪。想打官司吗？诉讼费是三十支箭。
总之，大话吹出去之后，嘿，还真对得起这一张脸，在管仲大圣人的治理下，齐国发展经济，解放思想，国力大增，有了钱也就有了军队了，齐国军事力量很快达到三军规模，每军编制一万人，总计兵车达八百乘。养着这么多军队，就得给他们找事情做，军事机器闲着就会长锈。于是它在未来的三十年间，像绞肉馅一样绞掉周边三十多个小国，成为东方超级大国。管仲给这个一度只会纵欲享乐的爬虫样没志气的国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腾达变化，最终成为春秋大地上的第一只恐龙。
潇水曰：我们老说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好像中国人在那以前不作生意。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商人，著名的比如陶朱、猗顿、吕不韦，势力足以干预国家机器。管仲更是个把商业升为国家战略的典型例子，他让齐国富起来的办法，主要是靠发展商业。他在道路关卡上不对过往的商人货物征税，在市场上，对商人只收铺位租金，取消各项营业税，这都是在给商人优惠政策。
然而，死脑筋的孔子却总不服气管仲这一套，尤其看不起管仲鼓励经商。他觉得管仲只鼓励了发展经济，而没有发展礼仪。所以他说管仲“不知礼”，他还说管仲奢侈。儒家评论干部的着眼点，就是这样的，不把吃饱肚子的“发展”当作重点，而紧盯着看谁讲了“礼”，真是周小公的好徒弟啊。
“礼”固然重要，但万事“礼”当先，把它摆在了“发展”的前面，那就···唉，真是拿他们没办法啊。
管仲在齐国主持政府工作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不知怎么搞的，却是大丢面子。
公元前684年，齐国为了报复上一次鲁国助公子纠夺位的宿恨，就催动三百辆战车，南下行军二百公里，掠过泰山，直扣鲁国北境，去教训鲁庄公。
鲁庄公在上一次“乾时之战”打败，光脚从战场上跑回来的。新败之余，不敢再战，军队扛着大戈，向内地收缩，将主力军约三百辆兵车，结集在一个叫长勺的地方。
距离长勺不远的曲阜城里一片恐慌。
这时候，一个士人，名字叫曹刿（念贵），想求见鲁庄公。士人，在春秋时代，是一种介于公室贵族和普通国人之间，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阶层，类似于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先生。
曹刿虽然是一个士人，但他经常吃菜，因此而聪明（那时老百姓可以吃的菜是：郁李、野葡萄、苦菜、葫芦、麻籽、王瓜、葵菜、大豆叶子等等，年终也许有猪肉和酒）。于是，吃腻了菜的曹刿绿着眼睛说：“我再也不想吃一口菜了，我要吃肉去！”
要想吃肉，就得去当官。当官有钱买肉。于是他造访鲁庄公，想弄个官当当。他的吃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