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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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出了“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展的有效
工具了”的结论以后，司徒雷登把希望转向“中国人民的本性”，据说“中国人是
个人主义者”，“他们对美国有一种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对俄国则有一种本能的
恐惧和憎恶”。说整个“中国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夸大；但如何
仅限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司徒雷登说的确是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面
对日益高涨的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热潮，本来就已经十分被动，现在美国当局把希
望转向他们，其处境就更加尴尬。许多自由主义教授因此而转向反美，坚持亲美立
场的也都陷入孤立。
但一些自由主义教授仍想作最后的挣扎，他们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突会”，
并于１９４８年５月创办了《新路》周刊，宣称要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
墨的社会里”，表明“一个公民”对国家、社会重要问远的看法。他们提出了３１
条“初步主张”，其中心仍是强调“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主张通过民主选
举解决国内政局危机，“政权的转移，应视选举结果而定”。在《发刊词》中，他
们强调：“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了真正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
希望进行高水平的讨论，“以理论在对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
从偏见”。他们显然是在自觉地提倡一种理性的，宽容、多元的自由主义的话语方
式，以与时尚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抗。为此特地开辟了一个“辩论”专栏：“把一
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一齐都排列出来，让读者可以根据两方面的意见，下他自己的
结论。这是与宣传处于对工的工作，因为宣传是只替一方面说话的。”刊物先后
“辩论”的题目有：“苏 联是否民主？”（ 1卷３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
社会主义？”（1 卷６期）、“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计划？”（1 卷１６期）等，
题目本身与辩论的无结论都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到来之前的种种矛盾与犹豫。但在那个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决断的时代．这样
的迟疑不决也是不容许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与《新路》一问世，就受到了
左、右两方面的夹击。据有关报道，在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华声报》于 ３月１５、
１６连续两日开辟“‘社会经济研究会’批判”专栏，又于４月３日召开座谈会，
予以“正面打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追击中间路线”的运动。其中最为激烈的
仍是郭沫若，他断言：“今天所谓‘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反苏反共‘，既要’
反苏反共‘就一定’亲美拥国‘。“而国民党政府则因为《新路》发表文章同情学
生运动，批评”币制改革“，对其横加”言论反动，低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
谍“等罪名，予以”警告“，以至最后勒令停刊。当局的态度也十分鲜明：”今日
之事．必须敌我分明。凡是属共匪或倾向共匪之人，无论他有什么官职何身份，应
当站在共匪的阵营那边去。“在黑白分明的极端话语占绝对优势的１９４８年 ，
自由主义者的怀疑、模糊、相对的灰色话语似乎己无容身之地。
在批判《新路》时，再一次涉及萧乾，他被指为《新路》的主编，自应负主要
责任。萧乾１９４６年３月怀着投身于战后中国的文化建设的热忱，从伦敦赶回中
国，做着２０后（１９６６年）的中风将成为“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上”
的“盛世”的“玫瑰好梦”，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了解中国的“国
情”，只一味鼓吹自己民主、宽容的理想，却陷入了中国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
以至人事的网络之中。在一阵惶惑之后，他想起了还在欧洲采访时听到的关于苏联
肃反的事，以及战后匈牙利红衣大主教敏岑蒂被迫害事件，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
自杀事件，隐隐感到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受害者有某些相似之外；他于是决定以《拟
丁·玛萨里克遗书》的形式对郭沫若等左派大人物对自己的攻击作出回答。他借着
已成为亡灵的玛萨里克之口．谈到自己关于“从美国新政以后．人类生活的社会主
义化已成为定局”的信念．中国以及世界“可以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的“痴想”，
谈到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不得不承
认“和衷共济走不通”的事实。但他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哪怕是不合时宜的理想，而
“委托时间来仲裁”。他这样写道：“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
愿同时进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
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让人存了戒心。为了对自
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了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
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
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存。
“——尽管如此．萧乾前述”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上“的”盛世“理想，
仍然决定了他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左翼合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可以说经过４、５、６三个月较量，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都得到了绝大多数
人的同情与支持。学生与教授（包括相当部分的自由主义教授）达到了一种共识：
面对国民党政府对全体人民变本加厉的经济剥夺与政治压迫，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国
家对民族独立自由的威胁，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重建一个人民民主的
新政权新国家，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首先“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
然后个人的自由才有保障”。当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北平、南京、上海
等地各校进行大搜捕时，几乎整个学校——不只是进步的或中间派的教授，甚至连
冯友兰这样的曾经与国民党有过种种关系的教授，以至学校当局，都以各种方式来
掩护学生。 ８月１８、１９日两日，国民党“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
“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给他们审判。梅贻琦校长让人把学校回复
“特刑庭”的公函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特抄
录如下：“昨接贵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二十六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
拘提本校学生ＸＸＸ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
单一纸，准此。经查，ＸＸＸ一名，本校并无此人，ＸＸＸ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
离校，ＸＸＸ……三名，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ＸＸＸ一名，因暑假期内末在校中，
相应函复查照。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ＸＸ
Ｘ等二十六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ＸＸＸ……等六人已毕业留校，ＸＸＸ一名
业已休学，ＸＸＸ……三名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ＸＸＸ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
行止不定。兹准贵庭接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该ＸＸＸ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
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
并希查照为荷。”据说，同学们看了，都哑然失笑。
（此文原载于《文艺争鸣》976 ）
朱自清为什么“不平静”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
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
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
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在现实中，人被命定扮演某个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说
“一定要”说的话；而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
里，显然有两个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升华的超越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
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
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
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
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
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而露峥嵘”。而我
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
中学语文教材的“预习提示”，强调“阅读时，要重点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
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牛鼻”（要害）的。
但“预习提示”中引用朱自清《一封信》里的陈述，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
仅归之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
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
年2 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也许将《一封信》与
《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
反应。
朱自清前述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在1927年国（民党）、共（产党）分裂后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
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
惑。正像教材“预习提示”里所引述的，他“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
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
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
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
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
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
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
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
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
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
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
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历史发展
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
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
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
（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
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
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
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们“只
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
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们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
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
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们的精神避难所。
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
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
![[基·卢基场年科_高近_译] 船长的选择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