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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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单是看写出来的诗，会觉得咄咄逼人，野气，火气，教训气；可是走近
群众中去听，听上几回就会不觉得这些了”。“我们”体的朗诵诗中固有的“气”
（野气，火气，教训气），当接受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时，也许会感到一种“咄咄
逼人”的威压，但一旦成为群体接受者中的一员，就只会在彼此的感染中受到“群
体意志与力量”的鼓舞。这样，朗诵诗的最终效果也就如同前述群众歌曲与活报剧
一样，成为广场上的处于革命激情中的群体“力”的引发与表现。有趣的是，当朗
诵诗在广场上获得一种“群体性”与“行动性”的品格，并且与歌、舞、剧结合起
来时，它就重现了诗的原始（起源）形态的某些特征。恰好在这一年５月朱光潜先
生写了一篇题为《诗的格律》的文章，谈到“原始群众以实际生活行动去欣赏诗歌
的意味。

所以诗不（巨和乐舞打成一片．也和团体生活打成一片“，”在原始时代，一
般民众同时是诗的创造者与欣赏者“。以此对照前述朗诵诗的实践与理论，是颇耐
人寻味的。历史当然不会简单地重复，朗诵诗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同样表明其时代
特征也是十分鲜明的。

而且这种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专业诗人的创作。一些
回忆文章谈到了在学生的集会及文艺晚会上，也经常朗读诗人的诗作；其中有艾青
的《火把》，以及绿原的诗（《复仇的哲学》、《你是谁？》、《咦，美国！》、
《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等）、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等。而绿原与马凡陀正是
１９４８年（及前后年代）国统区影响最大的诗人。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在总结绿原的艺术经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抒情诗”
的概念。这首先是“诗与政治结合”，“像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不但要参加革命，
而且要用革命的方式去参加’，绿原这个以反抗的笔投出的锋利的标枪，便是参加
革命方式的第一枪”；这也是“诗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诗人就是人民的一
分子”，同时又是“人民的代言者”，“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英雄主义”；这同
时是新的抒情方式与风格的探索：“正视了血肉淋漓的现实，开始了突进”，“突
破诗创作上迂缓，柔弱，纤巧的风气，呈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庄严和斗争”。绿原在
自己的诗里也确实是这样呼喊着的：一不要再埋在痛苦的蚕茧里做一颗软弱的蛹，
／咬破你的皮肤似的墙壁，钻出来——／出来飞翔！“”让你们的／诗的木材给／
热辣辣的／政治的斧头／劈开吧，／剥开吧，／砍开吧。“”这一次，该有行动了，
／这一次，该用血和汗液代替墨水和唾沫了“。这样的呼唤得到广场上的群众的共
鸣是不难想象的。评论家们把马凡陀山歌称做”政治讽刺诗“，也是强调其诗与政
治的结合；诗人借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则被看作是”诗与人民结合“的自觉努力。尽
管这一时期对两位诗人都有尖锐的批判，但这里所初步确立的”诗与政治、人民
（群众）结合“的原则，对建国后中国诗歌的影响则是深远的；五、六、七十年代
在中国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抒情诗“与４０年代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及”
朗诵诗“的内在联系也是明显的。

评论家亦门曾指出，绿原那样的“火海一样的其势熊熊的政治诗”是“20世纪
最优秀的，最欢乐也极惨痛的诗”，这里对包括朗诵诗在内的政治诗的“最欢乐也
极惨痛”的特征的揭示，与前述群众歌曲、活报剧的节日般的“欢乐”效果的分析，
是能够显示40年代末中国文学在某一侧面的特点的：当文学艺术日益与趋向高潮的
“革命”（这场革命即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紧密结合起来，它就成为一种广场文
学（艺术），作为“革命盛大节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反复论证的
那样，这是一种政治的文学“（艺术），群众的，行动的文学（艺术），同时也是
充满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气息的狂欢的文学（艺术）。…………当然，从另一角度看，
它也未尝不是生命挣扎的一种表现形式，亦门强调”欢乐“与”惨痛“并存就含有
这样的意思。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越变越单纯；纯化为单一的、因而不免苍白的”
欢乐“。待到”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降临时，又有了再一次的”狂欢节“的
演出，但这一次欢乐的激情唤起的是人的恶性，信仰的崇高实现为施虐的疯狂，这
正是”革命“的信从者们所料想不及的。——不过这都是后话。

在１９４８年，人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风暴的洗礼。特别是我们正在回
顾的４、５、６月校园学潮，对长期孤守在书斋里的教授（知识分子）无疑形成了
巨大的冲击。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更不用说）此时自身也存在着生存的危机，
更深切感受着民族生存的危机。正是这双重危机感，以及保护学生的职业道德，使
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站在学生这一边。在“四月风暴”里，教师们以罢教声援罢
课，并与学生一起保卫校园。“反美扶日”运动中，教授们更是站在前列。６月４
日司徒雷登发表威胁学生的谈话，8　月9　日上海各校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就联名发表
公开信予以驳斥。　　６月　　１９日吴晗、朱自清等北平88位教授又发表声明，盛赞
学生的行动是“保持中国学生的尊严的声誉，中国的国格”，并严正宣布，拒绝接
受美国救济粮，一致退还配购证。最能显示知识分子和学生大团结的，是6　月26日
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公断会”。所谓“公断会”是因为上海市长吴国桢公开指
责学生“假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并向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提出质询；交大学
生自治会遂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公断。前清翰林陈叔通在会上首先发方方，断定：
“反美扶日是举国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百是而无一非。”著名教授、交
大老校长马寅初和张同伯在痛斥吴国桢之后，高呼：“要坐牢，我们和交大的学生
一起去！”交大无老唐文治、张元济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也在报上发表公开信
指出：对学生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未闻与青年学生进行神经战而善治
天下者”。据说这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态使蒋介石都大为震惊。

但爱国学生运动却使坚守自由主义信念的教授（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促成
了他们的内部分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渐进变革立
场，它必须在‘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而现在，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其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其对现存
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破坏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对与中国共产党持相同态度，根本不
承认国民党政权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进知识分子，学生运动的这两个方面是统一
的，他们可以毫无犹豫地站在学生一边。但在承认现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
进行不断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因此而面临着两难选择。支持学生运动，就必
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维护秩序、理性、渐进”的自由主义原则；坚持维护现有秩
序，就必然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最后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并
因此而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迫害；选择后者的少数自由主义教授很快就被大多数青
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所抛弃。胡适与朱光潜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北京大学的校
长，在学生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一开始，胡适即对学生代表申明：“一，学生不是有
特殊身份的；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三，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
责”，他因此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说法囫。在“四月风暴”中，胡适为代表的校
方，一面竭力劝阻军警进入学校，一面又要求军警所追捕的学生领袖自行投案，以
自负其责。他显然要扮演“合法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他也同时失去了多数学生
与教师。朱光潜在学潮初始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大谈群众的“掩护怯懦而滋养怯懦”，
“在群众庇护之下，个别分子极容易暴露人类野蛮根性中的狠毒凶残”，“如今群
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
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他因此而“祷祝卷在潮流中的人们趁早醒觉”。
这显然更有用自由主义的观点来引导学生的意图，自然要遭到反驳。于是，《大众
文艺丛刊》第二辑发表了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文章首先揭露了国民党
政府动用大批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徒手工人、学生，“这正是反动派在没落的恐惧中
所表现出最大的怯懦与凶残”；而朱光潜“不仅企图以墨迹来掩盖这些血的罪行，
而且反过来想把‘怯懦’与‘凶残’这类字样，加在群众的头上”。文章也为群众
运动作了辩护，指出：“现在的群众运动，是有组织的人民斗争”，“革命不是斯
文的揖让，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斗争”，从“伟大群众运动所培养出来的，
正是法兰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两种对立的革命观、群众观在斗争
激烈的１９４８年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朱光潜终于为革命者与正在投身于学潮中的
大多数学生所拒绝。

“反美扶日”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过择。

１９４８年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曾进行这一场论争。首先是胡适在　　１月　　
２１日写给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经生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国际形势里的两
个问题”；一是针对周氏在此之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们万史要重；员吗？》）所表
示的忧虑，强调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武装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嫌疑”
．因而并不构成对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威胁；二是明确提出战后的苏联“已变成
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
胡适的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郭沫若等都写了反驳文章。争论的焦点与实质是：
美、苏两大国究竟谁构成对中国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威肋？这首先是一人牵动民族
感情的敏感问题．同时又纠缠着意识开）态选择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知识分
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适及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反苏”的主要
理由是．苏联通过雅尔达秘密协定与后来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取得
了中东南满两路的共管权，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并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
立，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件事在１９４６年就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反苏大游行，傅
斯年、储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发表声明表示抗仪。此时胡适重提这件
事，也仍然能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就连郭沫若在反驳胡适时，也并不否认“很多
比较开明的朋友都为此事不平，心里实在鲠下了一件难过的东西”。后来在６０年
代毛泽东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并因为意识形态的分岐而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比较容易地就得到了分子的支持，这应该是一个“远因”。但在1948，大多数中国
老百姓及知识分子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却是美国的威协。据重庆《民主报》统计，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到1916年7　月一年间，中国人民被美军吉普车轧死的就有一千多
人，妇女被强奸的竟达三百多人。1946年12月两个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一
案更是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公愤。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轻工
业品向中国的倾销，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忧虑和警惕：他们对二次大战被侵
略的历史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支持蒋介石的政府打内战”的对华政
策，这也就在实际上把自己置于和大多数中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1948年6　月，美
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北平之行之后，给国务卿的一个报告中，承认中国大学生与
知识分子中的反美情绪“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强烈得多”，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制造
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绪”，它根植于人们“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报告还
承认苏联的思想“影响之深出我　　们料想之外”，不满现实的青年“不怕共产主义”。
在得出了“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