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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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是一次出示”黄牌“，也是萧军朋友所说的”反夺权“的信号。但对政治一
窍不通的萧军却仍然读”不懂“向他传来的明白无误的信息，还是以他所熟悉的”
五四“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理解与处理他与《生活报》的冲突，仅仅看作
是宋之的等个别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并立即进行反驳，希望通过正常的争论来明辨
是非；而根本意识不到宋之的们所代表的是中共一级党组织的意志，要求他的是无
条件的服从与自我改造，而不是争辩，和同时期的胡风犯了同一性质的”历史性错
误“。萧军既不听招呼（尽管是由于不懂），接着来的便是无情的公开揭露与打击：
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６日，《生活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斥（文化报）谬论》，抓
住《文化报》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论中的一句话（”各色帝国主义，
一一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而不往非理也》，文
章涉及俄国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以及萧军写于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时的
旧体诗中”萁豆之煎“一语，给《文化报》及其主编萧军戴上”挑拨中苏民族仇恨
“、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指责萧军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遗忘
“”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基本真理“。由此开始，《生活报》连续发表八篇社
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
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但萧军仍不觉悟，还是坚持”这不是党的意旨，我与某某人
不能完，将来到中央见了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进而以他无所顾忌的
惯常态度，痛加反击，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随便锻炼人罪的主义，这全是
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钳舌
闭口、俯首吞声，企图造成一‘无声的哈尔滨或解放区’“等等。在他的批判者们
看来，这自然都是在与整个党对抗。于是有了最后的”摊牌“：１９４９年５月，
先由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最后是中共
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给萧军作出了”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
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的组织结论，并警告说：”如
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
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从而”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
行列“，这里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根据中共东北局的决定，从１９４９年
６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长达三
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其指向已不是萧军一
人，成了建国后无间断的全民性的大批判运动的先声。

这次大规模批判的具体组织者、时为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写有《关于
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的长篇大论，算是理论上的“总结”；后来
与前述两个“决定”、《生活报》的批判文章，并以“萧军在《文化报》放出的毒
草”作为“附录”，合编成《萧军思想批判》一书（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今人重读争论双方的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不同的“话语”的对峙，萧军所坚
持的“五四”启蒙主义的话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萧军曾这样告诫年轻人：
遇到人生的曲折，“一点不要呻吟，更不要诉苦，至于希望别人的同情，这乃是弱
者的行为，我们，应该做一个强者”，这本是典型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批判
者们却认为这是在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或谓“个人英雄主义”），与一切依靠
“集体（阶级，人民，共产党）”、“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人民的利益”的“集
体主义”相对抗。萧军在《文化报》上发表一篇《偷花者》的短文，批判“损人利
己的人心”，这显然是在发挥“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批判者则说他“专心搜
索太阳中的黑点，加以扩大、丑化”，是“对解放区人民的诬蔑和攻击”。萧军对
“五四”人道主义精神的坚持，在批判者的笔下，成了“（宣扬）小资产阶级的超
阶级观点，反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至于萧军对“五四”爱国救亡主题的继承
与发挥，更是被批判者视为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即“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如此等等。这里展开的
正是一场“话语权力”的争夺战，批判者严厉指责萧军“向革命阵营中散布反动思
想，企图涣散与破坏我们的统一意志，混乱我们的思想战线，削弱我们精神上理论
上的统一与集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其结果是争论的一方利用自已掌握的政治
经济权力，根本剥夺了对方的话语权，以维护“精神理论”上的绝对“统一与集中”，
树立“革命话语”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样的结局与解决方式，影响是深远的。

人们在回顾这场争论时，还会注意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的一段话：
“当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压迫的时候，萧军曾经反对这种统治；但当真正建立了
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而并不服从于萧军之流的个人利益的时候，
萧军就转而反对人民的统治了”。判决萧军“反对人民的统治”，显然不符合事实
；但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实质性的，即知识分子与“新的统治（政权）”的关系。这
在１９４８年是一个迫待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无论是知识分子自身，还是新政权
这一方，都是如此。这也是这场争论的要害所在。我们由此而注意到了萧军与批判
者的一场论战：先是《生活报》在批判萧军对苏联的态度时提出：“我们必须无条
件的拥护苏联，信仰苏联，尊重苏联”；萧军则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拥
护苏联是‘有条件’的”：“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二，苏联是世界上首
先以平等、真正的友谊……对待被压迫民族——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国家”；
“只有在这两大前提条件下，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中国共产党，世界共产党，才
能‘无条件’拥护它，信仰它，尊重它……。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这里所说，
自然不只是对苏联而已。它表明了萧军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立场与原则：他
们对一切——国家，政党，政权，学说……——的拥护、信仰、尊重都是“有条件”
而非“无条件”的。具体的说，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无疑是拥
护、信仰、尊重的，因此批判者把他视为“反党、反人民、反新中国”的政治上的
反对派，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反感。但他的拥护、信仰、尊重又是有条件的：第一，
这是因为他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所信仰的主义”是“正确”的，
“那些真正的好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作风、精神使他没有任何“怀疑”：这是他
独立观察、思考，自觉选择的结果，即使在受到批判以后，他也因信仰的一致，对
中国共产党继续持支持的态度。第二，他在“拥护、信仰、尊重”的同时，仍然
“不满”于“党内个别的恶劣现象和个别不好的人”，他要保留独立批评（以至批
判）的权利，他在无端遭到批判以后，更要坚持的，也正是这样的权利。在他看来，
“拥护”与“批评（批判）”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三，如果拥
护对象本身发生了质变，从而失去了拥护的前提，他要保留自己的必要时反对的权
利。萧军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是一贯的；而延安时期的中共及其领导是容忍了萧军的
这一“既拥护又保持独立批判权利”的选择的，因而尽管时时发生冲突，仍然与其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现在面临新政权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论与精神、意志，
政治与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萧军这类知识分子依然要保持“独立性”（尽管
对萧军而言是拥护前提下的独立性），就难以再接受与容忍了。因此，批判萧军所
发出的“警告”不仅是针对萧军个人而己，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一次批判，它在很多方面都是开了“先例”的。

比如，这次批判第一次涉及新政权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对此，前述东北文艺协
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有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所
谓言论自由与批评自由，是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立场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
新中国，凡发表对人民有益无害的言论和批评，都应当有自由，如果某种言论和所
谓‘批评’直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萧军所发表的反动言论，则不应有自由”。
这又是一个“我们”体的权威判决，以后就成了无需讨论的前提。其实这一前提恰
恰颇为可疑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言论自
由”的尺度，这是一个非法律的，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性质的标准，对它的解释具有
极大的弹性与主观性，任何掌权者都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所蕴含的“我说你有罪（违
反了人民根本利益）你就有罪”的逻辑，剥夺任何异己者的言论自由。萧军的批判
者刘芝明自己在２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被这同一逻辑推向了审判台：
这样的批判者难逃被批判者的命运的悲剧，在共和国的历史中恐怕也不是个别的。

东北局《决定》中最后一条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对于萧军，这一条才是真正“致命”的：正象萧军夫人王德芬后来的《萧军简历年
表》里所描述的那样，“纸张来源停止了，银行贷款取消了，《文化报》各个分销
处不准代办了，各学校单位不许订阅了”，在“各种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不仅
《文化报》被迫停刊，连萧军自己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按组织“安排”到抚顺煤矿去
“改造思想”。这正是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管制
一切的体制下，离开了执政者的物质支持，知识分子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面对强
大的，无所不至的行政手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选择。在这意义上，萧军个
人主持的《文化报》的停刊，是一个象征：从此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已
不复存在，所有的知识者都成了国家的雇员，他们的精神劳动也被完全纳入了国家
计划的轨道——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的８、９０年代才有了新的变化。

对萧军的批判，开创了一种“大批判”思维与“大批判”文体，刘芝明的长篇
“总结”即是一个代表作。所谓“大批判”思维是指这样一个思维路线：先判定被
批判者有罪（或者仅根据有限的材料，上纲上线，定下某个罪名），然后再四处搜
集罪证，就象那怀疑邻居是小偷的古人一样，被批判者一言一行在批判者的眼里，
都是“别有用心”，从字里行间去搜寻罪恶性动机。于是，或“张冠李戴”（把萧
军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甚至是作者批判的思想，当做作者本人在“放毒”），或
“掐头去尾”（如萧军在《新年献辞》一文中列举了许多错误倾向，表示“无论党、
政、军、民有犯之者均在……反对之列”，批判者将“有犯之者”这一限制词删去，
就变成对整个“党、政、军、民”的全盘否定与诬蔑了），或“移花接木”，甚至
“偷梁换柱”（如《文化报》曾发表过一篇《丑角杂谈》，文中有一句：“在丑角
当权时，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随便凌辱的‘尸丑’”，这本是泛指一种社会现
象，批判者却把“在丑角当权时”一语改装成“共产党尽让那些‘丑角当权”’，
然后作为作者的观点大加讨伐），如此等等。这类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满“革命
义愤”，其实是罗织罪名而无所不用其极，影响是恶劣的。

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也颇引人注目：“既然中国的进步文艺界
还是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居多数”，“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于进步文艺界中的某些不稳定的分子”，据说这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
现象”，大概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新动向”吧。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特别警惕，及对“进步文艺界”某些人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