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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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萧军

　——１９４８年８月

叶圣陶１９４８年８月日记（摘抄）

８日（星期日）看英文詹森所作《苏联游记》。是书为冯仲足所译。书中吉苏
联建国将三十年，以其制度不同，已产生一种新人。此观点殊为扼要。书凡三百余
页，将徐徐看之。

１１日（星期三）晨早起，与墨步行至车站，……七时开行，九时到苏。……
出站即登预雇之大木船，舱极宽敞。……十二时开宴，菜多而精。所谓船菜名手，
本不多，今以生计艰困，堪此享受者越没落，若辈早已歇手。默庵设法觅得三人，
使临时复员一天，及成此局。据谓此调恐将成《广陵散》矣。余饮黄酒约半斤。小
舟群集，兜售荷花藕莲蓬。各买之。

１３日（星期五）晨，彬然在晒台上相呼，言顷见报载，佩弦于昨日上午十一
时后逝世矣。呜呼，三日来唯惧传此消息，而今果然，默然无言。

１６日（星期一）叔湘书来，云“倒下去的一个个倒下去了，没有倒下的只有
勉力多作一些事”。并主张佩弦所编《高级国文读本》一二两册出版逾万册以后，
酌提授价百分之二，赠佩弦家属。友情皆可感。

２０日（星期五）报载政府自今日起改革币制，此是大事。其法为发行金圆券，
收回法币。金回一元抵法币三百万元，其总发行额为二十亿元。最大之金圆券为一
百元．合法币三亿元。余不明其究竟，直觉的想，此是极度之通货膨胀耳。……以
杀绝对外行观之，此殆百无一是，竭泽而渔，益苦人民，谋国者岂宜若是耶！

２５日（星期三）下午，观新出版黄裳之《旧戏新谈》。我店系购其现成纸版，
颇有错字，兼为校对。此书于旧剧甚为内行，而议论编剧与剧中人物，时有妙绪，
余深赏之。

３１日（星期二）夜间以疲甚早睡，然竟夕未成好眠。余于疲劳时轨觉后脑作
胀，或可称本强之感，虽不甚痛楚，而至不舒。劳甚则此感沿背脊而下，至于尾闾。
于是必不成好睡。不知由医家释之，此是何因也。

１９４８年８月，东北军事战场处于大决战前的相对沉寂状态，文坛上却出人
意料地掀起场大论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东
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８月１５日《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
论争。在唇枪舌箭、交锋正激之时，《生活报》的报头画上出现了一只“铁拳”—
—从此，这只“铁拳”就不断地出现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成为
一种象征物。但在当时，它的猛然出现，却使人惊然。萧军当即问道：你们是不是
“欲使萧军及《文化报》”“身为齑粉”？……

即使是４０年后的今天，读者与研究者也会为这场“论争”（无论如何这只是
场文字、口舌之争）从一开始就充满如此浓厚的火药味，而感到惊奇；这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

“事情”得从延安时期说起。——或者就从收在《萧军纪念集》里的这张照片
说起吧。这是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时拍的；不知为什么，每
回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想起同时期作家芦焚笔下的那条“汉子”，他“拄着行仗，
走下山来”，“那装束一看便知道是涉过千山万水的老行脚。但所带行李却万般轻
简，肩际仅斜挂了尺把长的一个小包，其中不过是些薄衣单袜，另有一双半旧的鞋”，
“那锁在眉宇间的，也许不妨说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许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双眼
睛，那纯黑的眼睛，定住时能自己发光，若是一霎，简直是在打闪”。这是那从历
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跋涉着
的“流浪汉”，萧军正是其中的一员。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地，他果然
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与陈云、李富
春、成仿吾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
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
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
“最初印象”恐有关系。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
和你谈得来”。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
意义上，他们也都是“精神流浪汉”，那种不息的追求与豪放不拘的气质，和萧军
确有相通之处。萧军来到延安，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但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找
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于真正的流浪汉，精神
“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彼岸”、“别处”）．如同鲁迅《过客》里那“声
音”总在“前面”呼唤着人们一样。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
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这样．１９３８年萧军来
到了延安，不久就离开了延安；１９４０年又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专制统治，再度
踏上延安的土地，在萧军这都是十分自然的。此番重来，开始时仍沉醉于延安自由
的空气里。于是，延安人每天早晨都可以听到从兰家坪山脚下传来的歌声．那是萧
军和另一位画家张汀，一个男中音，一个男高音，在一起合唱：“同志们向太阳向
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那舒展自如
的歌声里仿佛有只自由的精灵在飞翔。萧军甚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亲自
设计、定做了一件俄国式的衬衣（“鲁巴式克”），紫重色的，绣上白色的花边，
胸前还扎上绿树枝的图案，真是漂亮极了。这一切都使得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显得很
特别，这种特别其实是孕育着危险的，萧军却毫无知觉，继续无忌地使着他的野性
子。以后成为胡风分子的刘雪苇至今也还记着一件事：一天，他从张闻天那里出来，
见警卫连的战士和萧军吵架。近前一看，萧军正在甩大衣，要打架了。问起来，原
来是萧军认为当他路过时，有战士在山上讽刺他，而且不只一次了，这回他要找那
个战士“决斗”。刘雪苇认为这件事表明萧军没有“不屑与大老粗斗”的知识分子
的优越感，留恋于“血气之勇”，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吧，但在强调与工农相结合的
延安，却是够“出格”的。但萧军却要求入党了，并且与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
真有过一次意义重大、意味深长的谈话。彭真问他：“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
服从吗？”萧军一口回绝：“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
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
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Ｅ省得给党找麻烦！”这里所展现的是集权的，
秩序的，规范的要求，与“流浪汉”个体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之间的冲突，
它几乎决定并预示了萧军今后的命运。萧军也逐渐发现了他与延安的某些不和谐之
处，并再次产生了“离去”的念头，后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又留了下来。萧军还写了
《论同志之“爱”与“耐”》，作为“意见”交给毛泽东，其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
间的“说服，教育与理解”，并强调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包括革命队伍
内、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战。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发表于１９４２年４
月８日延安《解放日报》上；但１２年后却成了“再批判”的靶子。毛泽东对萧军
其人其文前后态度的不同，其实是更深刻地反映了他自身的内在矛盾的。作为一个
反叛者，一个精神探索者，毛泽东显然是欣赏萧军；但当毛泽东建立了新的社会秩
序，并要求维护这种秩序时，就很难再容忍萧军这样的永远的反叛者。萧军在延安
时期发生的种种冲突，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最初的冲突，是由于王实味
事件引起的。王实味事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被认为是由谁（“党”还是王实味
这样的“知识分子”）“挂帅”的原则问题，自有一种特殊严重性。萧军本与此事
无关，是偶然跟着别人去参加批判工实味大会，看到会场上多数人围攻王实味一个
人，就当场喊了起来，在会后路上仍无顾忌地批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
屎盆子”。这番话被汇报上去，就成了萧军“破坏批判大会”的罪名。萧军立刻写
了说明真相、表明态度的《备忘录》，上交毛泽东，还拿到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
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这就犯了“众怒”，据说有丁玲、周扬、陈学昭
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了一场大舌战。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
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
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彼此多作自我批评吧！”萧军听了大为感动，
当即表示：“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
一下你们的百分之……”，话未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
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
牛一毛……”。萧军拍案大怒，说：“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
绝不依附你那个‘牛’；你那‘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
拉、蛋、倒！”喊完即拂袖而去。到１９４３年，萧军因与所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所长的一次冲突，真的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到延安乡下当了农民，过起不受
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来。后来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去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
了延安。这样，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
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
马。



抗战胜利了，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的萧军随大军回到东北老家，也算是“衣锦
荣归”吧。他在哈尔滨一地连续作了五十天群众性演讲，一天一场、两场以至三场，
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又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资助下，创办了鲁迅出版社及《文
化报》，自任主编，报纸报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迅速达到每月七、八千
份。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甚至有些陶醉，却不想危险已经向他逼近。也有好
心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在群众中影响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虽然也是
延安来的，但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啊！”一语道破了实质：这是一个“党领导一切的
时代，任何独立于党之外的个人在群众中的威信，都会被看作是向党”夺权“：领
导群众之权。前述毛泽东所说的”谁挂帅“，讲的就是这个原则问题：萧军与王实
味所犯的是同一个大忌。何况萧军无论在演讲与报纸发表的文章中，都是在宣传他
自己那一套：”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作为一个‘人’，全应有它的自尊
心，不能够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观点、
认识以至主张强加于人“等等，这都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话语，在这
个需要树立”革命话语“的权威的时代，轻则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在争
夺话语领导权。天真的，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者的萧军自然不会懂得（想到）这一
切，但他却要为这”不懂“付出代价。１９４７年夏，哈尔滨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了，
名叫《生活报》。和《文化报》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报头是红色的，而且是
用纯白报纸印刷的，与《文化报》灰不灰、黄不黄的纸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
萧军的感觉中，竟然有”孔雀与乌鸦相比之势“。同时得知这家报纸是由中共东北
局宣传部主办，以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为领导，主编则是３０年代”国防文学“派
的剧作家宋之的。《生活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边框推出题为
《今古王通》的短文，借着说隋末的一个”妄人“，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
己，以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其矛头所指是再清楚不过
的，这是一次出示”黄牌“，也是萧军朋友所说的”反夺权“的信号。但对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