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烛话-第2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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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励志的诗词不计其数，这些都是牡丹和菊花所望尘莫如的，可见中国人之最爱的程度。

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赞成内务部将梅花定为国花的建议，“并拟用三朵连枝，以象征三民，以五瓣梅花象征五权。”1929年，国民党宣传部提出方案，拟用梅花为国花。“政府之所以取梅花为国花者，以梅花既是庄严灿烂，又为五瓣花瓣，所以表现吾国庄严灿烂图案，政府实现五权宪法也。”但当时正是时局动荡不安，各路军阀你争我夺、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关于国花的决议也就不了了之。不过梅花却慢慢的成为了民国的统一徽饰标识。央行发行钞票以梅花为图案，邮政部门也印制大量的梅花邮票，连军服的帽徽和军阶也采用梅花，许多建筑物和公共场所更是随处可见梅花的徽饰，这样，梅花也就自然而然的深入人心了。

共产党的红五星是舶来品，完全沿用苏俄的，之后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选用五星红旗的时候的立意令人叫好，而其中的寓意更是意味深长，于是五角星就逐步在所有的范围内开始取代青天白日满地红了，但不知大家发现过没有，五角星与梅花花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似乎一脉相承，不过就是某些变异而已，也就被广大民众欣然接受了。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之处。

直到前些年，曾经又有过一番评选国花的鼓噪，而那一次力推的却是牡丹，公开所说的是华贵和高雅，表现中华盛世，私下里却有人传说是当时的领导人喜欢，就和他喜欢西洋音乐和《泰坦尼克号》一样，就叫人愕然了。牡丹的确是花开富贵，可是却没有更深层次的含意，也没有理由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民是一个崇尚孔孟之道、喜欢埋头苦干，不喜欢哗众取宠、也不喜欢个性张扬的民族，再说，大唐盛世、康乾盛世其后的一片荒凉，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所以我认为，牡丹就是国宴上给外国人看的一道头菜，菊花则是重阳国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而梅花则应该代表的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饶、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的象征。

梅花是一种精神。“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是毛泽东的豪迈；“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陆游的清高；“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是林和靖的委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这是王维的思念。

梅花是一种精神，“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是王安石的敬仰；“莫向霜晨怨未开，白头朝夕自相摧。斩新一朵含风露，恰似西厢待月来。”这是苏轼的洒脱；“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是崔道融的感悟。不过对梅花写得最好的无疑就是毛泽东的那首《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国花首先不应该是一种精神吗？所以我喜欢梅花！踏雪寻梅、梅花三弄，想想就叫人心驰神往，也就是这个意思。（2009…10…20）

灯下漫笔　土得掉渣的伙计

如今来三峡旅游，除了登上坛子岭目睹三峡大坝的雄姿，就是坐在船上看那一库的清水了。过去的那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景早就看不见了，就是那些陡峭的山崖、狭窄的峡江、蜿蜒的古栈道和挂着上下水标志的信号台也不复存在了，就有些味如嚼蜡了。

游人就在三峡的起点、宜昌的周边寻找那些原汁原味的景点，于是就有了三峡人家、车溪、清江和神农架跃入眼帘。青山绿水不说，土家山寨不论、江边的吊脚楼、木帆船不提，可是在那清澈见底的小溪旁，在恍如世外桃源的山谷间，在如同迷宫的溶洞里，在风景如画的山路上，到处都可以听见那土得掉渣的《伙计歌》。红衣绿裤、头上扎一个大大的手帕的导游小姐颤悠悠、清爽爽的每唱完一个段落，就会要游客一起喊出“伙计”的应和。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来自都城闹市的人还有些放不开，只是零零落落的有几个人应和；等到在大山深处转了一圈出来，只要是导游小姐一开口，全部的游客都会兴高采烈的一起高喊“伙计”。不论是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还是时尚新潮的90后，不论是稳重端庄的大家闺秀还是白发苍苍的老者，都会异口同声的喊出那句“伙计”。这才是三峡旅游和宜昌人、宜昌话的精髓：开放、豁达、热情、随和、憨厚、土得掉渣、而且还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善。

宜昌这座城市，顺流而下就是富饶的江汉平原，逆江而上就是连绵的大巴山脉，从夷陵长江大桥过江，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土家人的地盘。清朝的时候原本在山口竖有一块界碑，不准土家人出山，可是如今满世界都在唱着“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到处都在叫着“伙计”，山里人也早就进城经商，下海搞跨国贸易了，宜昌这座城市也就多少染上了一些土得掉渣的颜色。外地游客对宜昌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再就是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的“伙计”这个称呼。

魏积安在春晚上演的那个“伙计”把山东人的豪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与宜昌这种不论男女老幼、工农商学兵的各色人等见面称对方为“伙计”的广泛性和普及性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宜昌人在自己的家乡把伙计这个称呼提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首先就是亲近。亲戚之间、甚至夫妻之间、情侣之间也这么相互称呼“伙计”，比起北边来的那个“我家的那口子”和南方来的那个“老公老婆”更显得亲昵多了；朋友之间、同事、同学、同乡之间喊一声“伙计”不仅显得熟悉，而且还可以套近乎；就是在街上和陌生人发生了争执，在一些场合与人产生了矛盾，喊一声“伙计”，自然有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在里面；就是到商店买东西、上餐馆吃饭、或者到娱乐场所去玩，招招手，喊一声“伙计”，也总比叫人家服务生、营业员、先生小姐好听一些吧？只不过这只是宜昌人的专利，千万不要到别的城市去东施效颦，那就会水土不服的。广电总局命令影视剧只准说普通话，有人就发表不同意见，嘲讽说那就是多说东北话，少说重庆话。宜昌话就有些重庆话的尾音，也是禁止之列吧？想必宜昌的“伙计”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权威的《辞海》对“伙计”一词的解释既精准又简单明了：“原指合资经营工商业的人，后泛指在一起合作共事的人。犹如同伙、伙伴。”宜昌人在人与人的称呼中大量而又广泛的使用“伙计”这个称呼就是想说明大家就是在一起合作共事的人，就是一起合作共事的朋友。亲情、友情、爱情莫过如此，天大地大不如友情大。毛泽东也曾经指出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还有那句世人皆知的“团结就是力量”，无不向大家昭示了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宜昌话的这个土得掉渣的“伙计”就将团结、和谐、亲近、友爱统统包罗在其中了，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发生，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传奇出现，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情节令人不忍掩卷。（2009年10月28日）

灯下漫笔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毛泽东听完汇报一言未发，只是点了点头，几个月以后，就把周恩来生前最欣赏的邓小平打翻在地、赶下了台。7月6日，年迈的朱德也走了，毛泽东嘱咐要办好后事，到了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次日，已经处于特护状态下的毛泽东从他所在的中南海游泳池被转移到一所代号叫202的平房里，直到他去世。

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上留下了他批阅文件的最后手迹，9月2日，毛泽东的病情开始恶化，中央开始设立领导人轮流值班制度，到了9月7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中央召开会议，商量善后事宜；到了9月8日，毛泽东则进入了弥留期。

根据医护组的护理记录，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里大多数时间都依然是清醒的，至少还知道要求看书、看文件，从记录上看，毛泽东在那一天一共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是在下午4点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看文件长达30分钟，到了下午5点以后，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经过了六七个小时的全力抢救，心电仪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跳，也不能说出话来了。入夜，政治局成员分批到这里对毛泽东进行了告别，而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甚至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通报来人姓名的时候还能心里有数，居然还能握着叶剑英的手想要说些什么。

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终于走了，9月11日，他的遗体被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供全国人民吊唁、瞻仰，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追悼会，9月20日，毛泽东的遗体被秘密转移到一所医院的地下室进行保存。10月6日深夜，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突然到访，鞠躬、默哀，对浸泡在药水里的毛泽东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和实施，然后就是1977年的8月22日，在这间地下室呆了快一年的毛泽东的遗体被转移到新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里进行安放，至此，一代伟人就结束了他这一生的最后旅行和奔波。（2009/11/5）

灯下漫笔　总理、宰相、师爷

准确的说，不能把周恩来称作毛泽东的师爷，因为师爷不是官，而他却是共和国的总理，准确的说，不能将周恩来称作毛泽东的大管家，因为管家不是官，他却是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毛泽东身后的影子，这个位置一般是属于师爷、管家、宰相的。无论是在风雨如磐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风展红旗如画的火红年代，周恩来都是毛泽东的左右手，都是毛泽东的最重要的谋士、都是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的主导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说起不倒翁，人们常常会说到那个被毛泽东说成“很面”的李先念，其实不然，中国共产党中间最神奇的不倒翁就是周恩来。从一开始的陈独秀，到后来的王明、李立三、瞿秋白都曾经对他委以重任，尤其是在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心里，周恩来一直是一颗重要的棋子，而且很快就进入了党的领导机关担当起领导职务，就是在中央苏区臭名昭著的“三人团”里，他也是其中之一，有资料表明，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挽救红军、挽救党，正是在担架上做通了周恩来和王稼祥的思想工作，才最后孤立了李德，能够得以使红军和党转危为安。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所属宝佑桥周庆的十八代孙，周家时代书香门第，仅仅清朝就出了两个进士、五位举人，但最突出的还是出师爷，周恩来1964年就曾经说过：“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县官有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人，一个管判案，多数是绍兴人，都可以剥削人。”加上他从小就被过继给伯父，生母和养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相继离世，使得他很小就开始当家、照料家务、外出应酬，所以，在周恩来的身上既有家族谦逊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和成人之美的胸怀，更有从小练就的办事和协调能力，而南开中学当年的同学录对他的评价十分中肯：“君性温和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有人说过：“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本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导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的确如此，从陈独秀一直到毛泽东全都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在前三的位置，而主要的职务都是与管家、师爷、总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恩来生前常常对人很谦虚的说：“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也是实在话。毛泽东做的都是大局方针，周恩来做的就是实际工作，在一些问题上会与毛泽东的意图和思想发生冲突、犯一些现在看来很低级、很幼稚的错误也就是难免的了。例如在对待美国兵乓球队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主张留下地址、不予批准，而毛泽东却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兵乓外交；再如，当年中国被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周恩来认为没有准备、行程匆匆，建议下一届再派代表参加，而毛泽东却指示马上成行，这才有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