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烛话-第2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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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坦言：“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陈昌浩。他在迟疑和举棋不定之间毁灭了西路军，这个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在寒冷的祁连山中宣布他与徐向前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抛下最后剩下的三千红军和自己的妻子于不顾，那就是最后的时刻了。回忆录上说，山上一片哭声。徐向前曾经劝他留下来安定军心，他却坚持要走，说要去“斗争。”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他要斗争什么？无非就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陈昌浩先是跑回了家，国共合作以后又来到了延安，找到了张国焘，也向毛泽东表达了工作的意愿，不过这个败将却被派到苏联学习去了，回国就是在解放以后的事情了，据说西路军的一些人还曾设宴款待过他一次，不过中央却没有再信任他，也没有给他什么实质的工作，因为他要对那场悲壮的西路军的覆灭负责。
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木匠出生、当时任军长的李先念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新疆，又沿途要饭到达了延安，才有了以后的一切，才会从一个副总理一跃成为国家主席，当然那都是后话了。据说毛远新在周恩来去世以后与毛泽东谈国务院人事安排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李先念，毛泽东的回答是“面”，“是个老好人”，可谓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当年胡耀邦去世后爆发的学潮期间，他就躲到了宜昌，悠哉游哉的去游三峡，是不是有些世外高人的感觉？李先念对于西路军的历史曾经有一段批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而邓小平的批示则是：“赞成这个批示，同意，全件存档。”当然这都是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成了总设计师、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这里有一个被现在的年轻读者所不知道、所不了解，或者是被绝大多数读者所遗忘的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当时红一二方面军不过只有万余人，四方面军却有好几万人，张国焘就拥兵自重，如果不是叶剑英密报毛泽东、红一二方面军连夜转移，中国的革命历史也许真的会重写。于是就有了张国焘的另立中央，而朱德和他在一起就组成了新的中央军委，这样一解释，所有的疑团就全部解开了，所有的迷雾就全部澄清了，这段讳莫如深的历史就显出了原来的现实。
毛泽东没有说错，西进的决定是张国焘所决定的，其用意就是想分裂党和红军；张国焘也没有说错，西路军全军覆灭的错误是由于陈昌浩犹豫不决、拖泥带水、贻误战机、陷入敌人的包围所造成的；李先念也没有说错，西进的决定的确是中央决定的，也是经过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或同意的，邓小平也没有说错，当然赞成李先念的说法，只是他也是当时的亲历者，清清楚楚的记得当时的中央和军委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那个时候，总设计师还没有患上美尼尔综合症，头脑清醒得很，所以才会“留中不发”。
只是可惜了那些经过了爬雪山过草地（因为分歧和矛盾，很多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还是二过草地呢）的热血青年没有死在抗战的最前线，却全军覆灭在西进的路上，实在令人惋惜。曾经有一篇回忆录里说，马家军令人发指的残杀了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而且不是砍头就是活埋，还问那些青年为什么当红军？那些先烈很从容地回答：“为了主义。”不禁令人肃然起敬。（2009…9…2）
灯下漫笔 因为……所以
我喜欢曹禺，因为他把周家与鲁家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在那场《雷雨》交加的前后交代得清清楚楚，通过剧中人物一个个的回忆和叙述使得那些原本已经变得模糊和遥远的往事、隐私和秘密在那场《雷雨》到来的时候重现在每一个观众的眼前，就使得我们知道了在那个舞台上不仅突出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环境、时代的强烈不协调所导致的矛盾，最精彩的莫过于一点点积累的悲剧在最后一刻才爆发出来，化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雷雨》，无比强烈的震撼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不能不承认《雷雨》带有很多欧洲新话剧的痕迹，但这部剧作无疑是曹禺先生的创作巅峰，也是中国话剧的一座丰碑。于是就有了《红杏枝头》的24小时，就有了《天官牌坊》的12小时，也有了《直插云帆》的6小时。
我喜欢阿瑟黑利，这位美国畅销书大家总是喜欢将故事的发生集中在某一个时点上，总是喜欢将所有的人物的活动与那一个时点相联系、相交错、相碰撞、相融合，无论是《航空港》、《汽车城》，还是《钱商》和《最后的诊断》都是如此。这位多产的作家总是让众多的人物在那个时点之中牵引出许许多多已经过去、但与这个时点有关的故事，小说会一点点的加深读者的印象，会一点点的丰满人物的形象，会一点点的塑造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会让每一个读者都为之爱不释手，甚至如痴如醉。不知各位看官会不会有此同感？至少我是这样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的。所以我一直想进行类似的尝试，也想卖弄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于是就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峡州三部曲之一的《红杏枝头》、也就是以前的《门板挡不住》里面增加了这方面的一些因素，也模仿了其中的一些技巧，不过是不是有些东施效颦？见笑、见笑。
我喜欢赫尔曼沃克，这个曾经写过《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的美国作家相信不少人还记得他的大名，在中国也有不少与我一样的粉丝。他在那两部宏篇巨作里面“尽很大的努力给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这部洋洋七大本的大作按照中文版的《出版说明》解释，就是“故事叙述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而这位前美国驱逐舰军官能够将各种人物、各个阶层、各个事件、各个时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收放自如、天衣无缝，就叫人佩服了。于是，各位看官就会在峡州三部曲之二的《天官牌坊》里面找到许多极力效仿的痕迹。有一点要说明一下，人家可以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逐一道来，我们却不能提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讳，不过看看校长的一些表现，以及那个喜欢吹胡子瞪眼的老头子也许可以让大家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我也喜欢亚历山大仲马，也就是世人津津乐道的大仲马。但凡读书之人不可能没有读过他的书，据说著作颇丰，我家的书柜里就藏有满满的两排他的厚厚的长篇小说。不过这位法国作家最为著名的就是《三个火枪手》（又译为《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又译为《基督山恩仇记》）。从很早我就有一个梦想，如果有可能，我也一定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一定要塑造出一个顶天立地、快意恩仇、历经磨难、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这也就是我在峡州三部曲之三的《直插云帆》的王大年身上寄托的期待。一年以来写写停停，目前大概写了一小部分，我就发现王家老五王大年似乎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高大威猛，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反而有些害羞、有些胆小、有些需要高人指点、朋友帮忙，否则的话不过就是一个喜欢坏坏的发笑、喜欢心血来潮、喜欢别出心裁、喜欢吓人一跳的大男人，但一点是个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
不得不承认我对长篇小说的情节和章节的把握都很欠火候，于是就有网友在****提醒我：网络小说就是快餐文学，玩意识流是行不通的。虚心接受，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将《门板挡不住》改成了《红杏枝头》，有读者又在**文学上对我先吹捧了一番，再就抱怨自己看得太累，建议重排。我就傻了眼，因为《红杏枝头》的连载已接近尾声，就是重排也来不及了，可是人家说的也有道理，犹豫了良久，还是没有抵挡住精益求精的诱惑，就在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冒着多年未见的酷暑，花了些时间和精力，将峡州三部曲之一的《红杏枝头》和之二的《天官牌坊》进行了重新排版，有些仓促，不能说心满意足，至少是虚心接受读者的意见吧。
《天官牌坊》倒是无所谓，稍作调整就走上正轨了，可是因为《红杏枝头》的连载已经接近结束，花大气力进行全部重排就有些劳民伤财，也近乎不可能，就只好让其木已成舟了。就把重排版放在三部合一的《峡州三部曲》里面发表了，请各位原谅我的懒惰。如今，《天官牌坊》正在连载，欢迎大家去看看，多提宝贵意见，加上还有《直插云帆》正在加紧撰写，就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重排版的更新也就有些无能为力了，希望大家去看峡州三部曲之二的《天官牌坊》，去看重排版的《峡州三部曲》，一定会有新的感觉。记得给我留言，宜昌石头这厢有礼了。
因为广大读者的要求，所以有了峡州三部曲之一《红杏枝头》和峡州三部曲之二《天官牌坊》的重排版。这就是唠唠叨叨多说的几句话。谢谢！（2009…9…4）
灯下漫笔 一个早已解开的历史疑团
关于毛泽东在1976年元月为何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时隔这么多年，依然被历史学家、有关学者猜测和争论不休。按照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说法，她曾经就有关问题询问过毛泽东，他当时指着自己的腿回答：腿不听话（不是原文），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这仅仅是一个托词而已。而按照毛泽东最后一个护士的回忆，汪东兴曾经告诉她，鉴于主席的身体原因，中央决定在追悼会那一天不通知毛泽东。有这个可能，但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当时毛泽东的亲侄子毛远新是他和中央的联络员，从不少如今解密的谈话记录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毛远新无话不谈，而且十分信任，总理的追悼会这么大的事情不通知最高领袖，实在是说不过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去参加他的“大管家”（毛泽东语）的告别仪式呢？为什么不去和与他并肩工作和战斗过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做最后的告别呢？为什么在那一年的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还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放鞭呢？为什么后来会发生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呢？其实，想解开这个历史疑团并不难，只要翻翻历史就明白了。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的时候说过：“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其中一个就是长达5万多字的批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而有两个文件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帮凶。”当时在延安、在中共高层曾经就此对周恩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斗争。胡乔木回忆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打算印发到中央委员，但最后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这其中一定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
在这以前，还是得插说另一件时间已经更久远、现在才得到解密的往事，与当时的周恩来也许没有关系，但对于解开这个后来所发生的历史疑团却很有启发和说明、或者说是借鉴。当然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但对一些事情后来的发生留下了一个极大的伏笔和备注。
1958年2月，苏联提出和中国建立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台，建设费用中间苏联出大头，建成后中苏两国共管；7月21日又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共同抵御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7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时候坚决予以否定，指出这两点有关于中国的主权，指出所谓的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
“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的对尤金说：“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在我们自己手里，核潜艇你们苏联有，我们也要有，你们不给我们，就是过一万年我们自己也要搞出来。”据尤金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如此大发火，也是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的脾气，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政治问题上从来都是寸土不让和针锋相对的。
于是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是1973年11月1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很平常的一次访问。不过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指出苏联的主要核设施都将打击的目标瞄准的是中国，提议中国加入美国在亚洲的防御体系，也就是“核保护伞”的范畴之内，周恩来当即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在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周恩来，将会谈纪要念给他听，周恩来回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