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烛话-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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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外婆已谢世多年，但闭上眼睛，老人家的音容相貌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活生生的，就像昨天。不知外婆在那个世界里是不是安好？不知外婆在那个世界里，是不是还想着我？
天命五十 14．汉阳月湖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乘车沿着高高的汉水堤内的道路一直前行，路边尽是一些工厂的烟囱，还有一些低矮的平房，在长满杂草的月湖边，就是最开始的湖北假肢厂。当时不很大，前面是一所部队的医院，进入厂区，中间是被几排平房合围的一座篮球场，而那几排平房就是厂的一些车间，向后走，下一个坡，则是厂里的招待所和拥挤不堪的职工宿舍。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见月湖的湖面和荷花。
吴叔叔是那个厂里我最熟悉的人。先是刘师傅，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人的人。而吴叔叔是他的徒弟，当时正年轻，活泼、热情，我爸爸就叫他“小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最后的疯狂的时期，我和父亲就住在招待所里，人生地不熟，每天就和他们师徒俩泡在一起，他们为解决我肘部僵硬，弯曲不能到位的问题，反复做着假关节试验，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令人感动。
回到家乡以后，我开始重新学着写字，很艰难、很笨拙，坚持下来就成功了。然后给他们写信，吴叔叔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语气充满鼓励与高兴。通信中我们变得更加熟悉，彼此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一九七二年吧，我第二次到这家厂，去做另一只假肢的时候，吴叔叔已经是厂里革委会的小头头了，他已经不在车间上班了，钳台、电镀槽前再也看不见他那矮矮的身影和微笑的眼睛了，但他已开始运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安排其他工人为我进行精心制作，还在闲暇之时和我闲谈，那次是我们兄弟俩去的，没住招待所，一直住在二姨妈家，间隔几天就到厂里去一趟。
后来，吴叔叔在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多次列举我的情况作例子，说明致残以后通过安装假肢所能发挥的作用，以至于那些时候收到过不少全省各地的肢残朋友的来信，成天就趴在办公桌上拼命的写回信。再以后，那座厂就从月湖堤旁搬到了武昌卓刀泉，我在一次出差途中路过武汉，曾经专程带着水果看望过吴叔叔，那个时候，他已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了，傍晚的武汉街头，我们有过匆匆的几句交谈。那是又一个夏天，繁星点点，街上的车辆、人潮川流不息。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去年，还是一个夏天。吴叔叔已经退休，带着儿女在雄楚大道办了一所康复中心，也就是另一所与原厂同样性质的工厂。那是武汉最热的日子，烈焰腾腾，地上的水泥路面就像烧红的铁皮。吴叔叔明显发福了，胖胖的，十分热情，满脸都是笑，切开了冰镇的西瓜。在他的笑意中，我读到了关怀、亲切、还有思念。
天命五十 15．朋友少冬
少冬是什么时候开始与我要好的已经记不清了，总该在一九六八年左右吧。那时的我已被命运无情的折断了翅膀，已经灰头灰脑的从武汉回到家乡，除了沮丧，还有些羞于见人。整天躲在屋里，长久地坐在床上，躬着腰，垂着头，困难的翻页，日复一日的看书，使自己沉浸在那些文学的艺术梦幻里。那时我没有学会写字，不过就在在做那方面的尝试，我只是看书，从早看到晚，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与人交往，就是一个劲的读书，把所有能借到手的书统统读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屈原的《离骚》时的热血沸腾，记得第一次读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时的那种激动，当然还有当时所有的“大批判”的理论文章，还有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少冬住的与赵援同一栋，只不过他是二单元一楼而已。他的父亲是市里的一个领导，很少见面，偶尔碰见也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后来听说林彪在家里的情景，就感觉与少冬的爸爸有些相似；他的母亲是个党务工作者，后来当过主宰党员干部升迁大权的市委组织部长，矮矮的、弓着腰，也是沉默寡言。少冬当时是三中的学生，那时我母亲已调到三中当校领导，所以他可以算作是我母亲的学生。他有着一双含笑的眼睛，英俊的容颜，性感的嘴唇，爽朗的性格，还有点玩世不恭的举动。
我们的接近大多就在我家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闲聊，一起唱歌，一起抽烟，一起在晚上溜出去看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宿舍的前门出去，穿过几条由低矮的草房组成的小巷，穿过原来的解放路菜场（也就是如今的时代广场处），就能到当时的最繁华的解放路，那里可是灯火通明的；或者一起躺在我和弟弟的那张木板大床上，听我讲《天方夜谭》，讲岳飞枪挑小梁王，讲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很快的，少东就被他父母送到了部队上去了，他是铁道兵，新兵训练枯燥而艰苦，他在给我的来信里叫了不少苦，但他很快就得到了赏识，被分到师宣传队，他的确生性活泼，喜爱蹦蹦跳跳，但我一直感到他离文艺兵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就常常写信去嘲笑他。他还是很快适应了，成了一名壮实的军人，陆陆续续地将他们铁道兵的一些内部文学刊物寄给我，有诗歌、歌曲、剧本、小说、报告文学，由此我就知道了他们师的动态，从陕北高原到云贵的崇山峻岭。
他复员后，先在市无线电二厂（当时就在如今的人行的位置）当过几年工人，一直当到车间主任，后又成了一名审计干部，他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时间与我碰面，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到审计局的商业科找他。感情犹存，两人见面都很高兴，但也仅仅只是高兴而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我家载歌载舞的跳过的一段舞，那是庆祝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那是毛主席发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时候。歌词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迎九大，我们纵情来歌唱。’
天命五十 16．徐家兄弟
徐家两兄弟是我一段生活中很奇怪的朋友。有段时候我的活动范围不过就是局限在自家的两间房，后来就增加了自家宿舍的楼下的一片空地，后来不知是谁做的介绍，逐渐和瘦高个头的愣头打得火热，他是徐家兄弟的老大，他们家就住在我们第四栋楼后面的财政宿舍，那是一栋红砖青瓦的两层楼，活生生的硬挤在四栋与五栋之间，显得很不协调。不过当时没这些感觉，站在我家的后窗户里向下看，就可以看见他的家。彼此打个招呼，我就悄悄地溜出家，和徐安义打得火热。
曾经在一些冰冷的冬夜，或者是还有些凉意的春晚，我和愣头沿着泥泞不堪的木桥街，灯光昏暗的献福路到中水门，那时这里就是一个贫民区，还存在着长长斜坡的中水门码头，昏暗的路灯，尘土飞扬的街道，还有我刚结识不久的一些新朋友，都是三中的学生，小鲍，后来还曾经又打过交道，一个姓黄的学生，腼腆、秀气，和女孩子一样，但打起群架来却是一把好手，谁也不敢小瞧他。当时还有一个姓郭的男孩，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这里解放时被我军俘虏，公审大会上就被枪毙了，据说，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觉察到这个错误的政策，紧急下文纠正，可惜晚了一步，他父亲还是倒在这片土地上了。谁会想到，以后的某个落雨的冬夜，一个宣判者与一个枪毙者的后代会坐在一起抽着烟，海阔天空；谁又会想到，又过了一些年，这个姓郭的男人就投亲靠友，飘扬出国去了。
当时我很胆小，也很害羞，总是趁夜而出，趁黑而归，虽然两袖空空，披着一件父亲的黑色大衣却也神气多了，叼一支烟，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大声说话，那个时候，每个男孩的背后都有老大，我的靠山就是当时中水门一带的这些孩子。关系的结束是伴着这些朋友上山下乡而分手的。后来幼孩就加入进来了，他与他哥哥相比，思想更激进，知识更完整，策略更周到，我们两人曾经有过不少富有哲理的长谈，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朋友中，像他这么在青年时代就显得野心勃勃的人实在少见。
那段时候，我经常在他们家里出入，与他们兄弟俩玩得很熟，也和他们家的两个姑娘十分随和，他们的母亲是德胜街小学的校长，所以就称为老师，也和他们一样，把他们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爸爸叫做二爸。在他们家，我吃过不少饭，看过不少书。直到如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幼孩对所谓朋友的论述；‘朋友就是互相利用。如果没有利用价值，就应该果断抛弃。’
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对这种逻辑也很反感，认为这样的朋友没有继续来往的必要，愣头是下乡以后分开的，和幼孩却是因为那句很精辟的论断就此慢慢疏远的。如今，愣头是一个家产百万的液化气站的大老板，曾经是物资公司经理的幼孩呢？
我不知道。
天命五十 17．断臂的伙伴
那家竹器厂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虽然那所开始的时候位于新街的小厂显得很破旧，很寒酸；虽然在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厂里全是从各条街道上汇集起来的一些原来单干的竹器师傅和他们的女人们，大多都是中年人了，没有什么文化，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小业主，和我基本毫无共同语言，但能够在母亲的辅助下参加工作，来到新的环境，却使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已经与世隔绝好久了。那是1971年的冬天，我是厂里的政治宣传员，那家竹器厂当时叫东方红，后来叫西陵，新鲜了好久，而当时在厂里与我相同年龄的男孩子就是家新了。
家新是北门外正街人，文革时在屋后面坡下的小河（现在叫三江）里面捡到一个铜雷管，敲打之中轰然爆炸，他因此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一根指头。他进厂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当时任厂里的出纳，两张破旧的办公桌相对而立，低着头写字，抬起头来就能看见他也在写字。由于同病相怜，我们两人迅速的熟悉和要好起来，有段时间里，我们甚至形影不离。就是到了今天，我还是真心地感谢他在那段时间里对我的帮助与照顾，尽管我努力在外很少喝水，尽量减少麻烦他的次数。但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那段时间里，我们都还年轻，家新就经常骑着厂里配发给他的那辆自行车，我就叉着腿坐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小小的城市里到处都留下过我们嬉笑的身影，也闪现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笑脸。他是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人情世故比我强的多，朋友也比我多，我在书本知识上则比他稍胜一筹，也认得一些上层的领导，两人有很好的互补性，于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都与对方的家人也熟悉了。
那段时间里，我喜欢趴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写东西。当时也的确很忙，厂里的工作总结，请示报告，办刊文章，公社广播站的约稿，每天的政治学习资料，还有众多朋友的回信，从脑海中蜂拥而出的文学素材，使我不得不经常日以继夜、废寝忘食，那时正是经济大发展的时刻，新上马的项目层出不穷，电力紧张，经常停电，就点着两支蜡烛，借着昏暗的烛光继续疾书。家新也经常留下来陪我，或者歪着头练练字，或者蹲在地上修他的那辆宝贝自行车。
后来，我恋爱了，他结婚了，他们两口子曾经热心的给我介绍过一个女子。在他家那盏吱吱作响的电石灯下，我看见那个从事环卫的女子，肥胖，臃肿，丑陋，似乎还有些弱智，简直叫人作呕，叫人避之不及，加上当时我正和那个娇小而撒娇的左家妹子屡屡约会，便不由分说地拒绝了。后来家新又介绍过一个在江南长航油库旁住的农村女子，我们一起去过她的家，人家长得什么样早就忘光了，也是无疾而终，只隐约记得油库前面就是长江，细浪拍岸，乱石耸立。
再后来，家新开始频频参加各种残疾人运动会，是游泳项目，他不愧是“浪里白条”，争金夺银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但在厂里，他的待遇上却屡屡走下坡路，先是被撤销了出纳职务，改任职工食堂的采买，再又被贬为车间的搬运工，每天拖着板车，从九码头的加工厂拖回面粉，再后来，我们厂按照上级的部署，与一家制做钢板网的工厂合并，就开始制做各种型号的皮带运输机了，家新被分配进入沙河厂区，给生产的皮带输送机支架除锈，他开始爱钓鱼，下班后，就在沙河厂门口的小桥边试试运气。
我们所走的路越来越不同，相处的朋友也越来越不同，就是在厂里的交际圈子也越来越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但我还是很体谅他，毕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