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别人写过的，或对别人没写过的又只好知难而退，你又何必冒这风险呢，何况你是领导上派来的……
文学，不应见风使舵
………陈知建（副师长）
我原来也以为，现在人们谁关心你老山呀，讲打仗，谁听呀？1986年上级叫我带英模报告团上北京，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
在首都体育场给一万多人做报告，报告后八个英雄绕场一周，人们疯了一般，欢呼、鼓掌、握手、献花，整整一个小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手臂、鲜花和眼泪！我们每个英雄手都肿了，两个胳膊都酸了，体育场的椅子踩坏了五十多把。工作人员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面。我们提出掏钱赔椅子。他们说，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下踩坏了椅子我们心里高兴，不用赔了！
有许多感人的场面。
在一个工厂，八个英雄，有几个是断胳膊少腿的，互相搀扶着站在一位烈属老妈妈面前，唱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歌》表示慰问，唱的人好高兴，摇头晃脑，胸前奖章叮啷当啷的。突然，大厅里“轰”地一声，像一阵风刮来。原来是大家都哭了，连拍电视的后来也对我说，他什么也没拍下来，哭得一身抖，镜头也拿不稳。
不是说，哭就有了教育效果。前些年，咱们手举红宝书的时候，也常听到过这样的哄堂的齐声大哭，里面有真有假，出于什么动机的都有。这回，我敢说，人们是真的动了情，不是图政治表现。我有体会，我从来不哭，但那回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往外漫，只有躲一边去。当然，也不是说哭了才算动了真情。有的老头老太，拄个棍，站在凛冽地寒风中，久久地看着人们和我们告别，雪花飘满了他们的肩头，没人动一动，他们没有哭，也没有上前来和我们打一声招呼，但他们眼睛里有比泪水更深沉的东西。
在一个工艺厂报告后参观。有一个金手镯，上头镶了几十颗珠宝，据说价值几十万元。史光柱看不见，主人叫他摸，又给他带上，小史摇着手腕笑了。全车间几百人齐声喊：送给他，送给他！当然我们不敢要。但那一阵阵呼喊我听得出，是出自工人内心的真诚。
为什么人们这么欢迎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几位英雄的事迹确实动人。单是张胖子（指另一位领队副师长张又侠）对他们的简略介绍已经叫大家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了：
………这位叫秦国富，打老山的排长。他的“运气”好，调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打仗，如今他身上还留着30几块弹片。这次来，在机场通不过安全门，只有把他请到内室作特别检查，当他脱了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痕，当检查器在每个伤痕上都“嘟嘟”叫时，检查员的眼睛都潮湿了……
………他叫周京牧，白族，守卫扣林山的“九颗钢钉”班班长。他们班打退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11次进攻，毙敌35名，他身负重伤，已经给抬到烈士堆里。掩埋时，有人发现他还有点气，又被救活了。他高中毕业，已被一个艺术学校录取，但他选择了参军。大家听完他的报告后，如有兴趣，可以欢迎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的战斗英雄高唱一曲……
………他叫史光柱，大家在电视里可能见过了。他是老山首攻团一个小鬼班班长，全班都十八岁，他最大，不过也是十八，比班上的“老二”大三天。他说，大三天我也是老大，要死我先死，要伤我先伤！战斗中，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一摸，摸到了掉出来的眼球，但他还是没有中断代替已经牺牲的排长的指挥职责，直到战斗胜利。他现在学会了盲文，学会了写诗，已经有两本诗集出版了。昨天他给一个来信慰问的姑娘回了一首诗，我（张胖子）向他建议，诗，可不能随便给姑娘寄呀！……
还有海水干、安忠文、陈洪远……一个比一个奇特。
但他们的报告力避奇特，不作惊人语，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几个人是高中生，讲的是高考准备时如何拼命，落榜时痛心疾首，参军时壮怀激烈，临要打仗了胆战心惊，第一次见到敌人死尸时颤栗抖索，但在你死我活的两军阵前终天眼红了，胆壮了。总之他们把自己摆在平凡人的位置，一切如实道来，开诚布公。甚至给他们亮思想：我们伤残了，有时很悲观。尤其是见到过去的同学，上了大学的，发了财的，觉得自己吃了亏，走错了路，耽误得太多，事业、家庭、个人、生活，多少问题不能解决，何必再站到这高台上来向大家宣扬自己的道路，宣扬了也许不是鼓励别人跟着我们走，很可能把有的人吓倒！可是我们又想到，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多少英雄豪杰为反击侵略、弘扬国威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呢？能说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是傻瓜？有民族区别、有国家界线，就可能有战争，你不去打仗总得有人去，你不牺牲总得有人牺牲，大家都推三推四，我们不就成了满清王朝时的病夫民族，谁在你头上拉屎都可以，想把你咋着就咋关，那我们的改革又能改出什么名堂？
还有的同志谈到：有亲戚朋友拉后腿，有不三不四的人喊他们“傻老帽”、“憨大兵”。他们渴望有更多人“理解”，但不强求，更不乞求。这么大的国家什么人没有，理想信念不可能一致，要是只看着人家理解、赞扬你才“奉献”，哪还叫什么奉献、哪还算什么战士？……
作为领队，老实讲，我对这几个英雄的事迹一清二楚，但对他们的思想境界并不很摸底。听着听着，我感动了，受到了教育，引起了很多联想，后来我们和听了报告的工人、干部、大学生座谈，又证实了我的看法。听众被吸引，被打动，主要不是报告者们的奇特经历与惊险故事，而是对我们战士们奉献精神的理解。一个大学生针对我怕喝倒采的顾虑坦率地反驳我：“你怎么能这样估计我们的觉悟呢？国内国际环境明摆在我们面前，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作出的不甘屈从，不甘示弱的回答，外国报纸都有公论，我们未必就看不到？”一位工人说：“我们能为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欢欣若狂，通霄游行庆祝，对于在南疆为争得国家尊严，浴血奋战的你们，我们能不关心么？更多的人向我们英雄激动地表示了这样那样的决心。说出来可就有点“立竿见影”的味道了，但我还是相信我的直觉与经验。我们多年来政治运动造成了几代人病态的虚伪，在我们几次座谈会上是看不到影子的！可不要低估了听众与读者，不要以为前后方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差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不要因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就以为所有人的爱国心都淡漠了！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有对国家民族命运漠不关心的人，确实有把我们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在一切方面引入机制，更新意识………这是我们社会要进步所必不可少的………看成是一切都得为自己、为捞钱、不管用什么手段捞得越多越光荣的人。也确实有对你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感到不可思议，感到可笑的人！这可怕么？不可怕！10亿人，一万年以后思想也不可能整齐划一。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干部、教育和文艺工作者放弃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都顺着少数人的这种“新观念”来，拣他们喜爱的去写去说去演，用能捞钱就好的观念作路标，那会给我们这国家民族潜伏下什么样的危机呢？
我也听说了，还有种说法：苏联的政策正向好的方向变化，中越关系也可能缓和友好起来，再宣传这场战争如何光耀辉煌就不适宜了，过时了。我想起，前一些时候也有人提出中日、中美关系大为改善了，对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再不要过多宣传的主张；甚至，还有人认为，由于我们今天已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岳飞、文天祥等能不能再称为民族英雄也有怀疑，……我觉得，文学有一条千古不变的任务，那就是塑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本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用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去铸造新的国民性，新一代英雄。文学不是开服装店，它不应赶时髦、赶潮流，见风使舵！
二、闻鼓篇
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笋有个讲话。在估计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反应时，他自信极了，十分肯定中国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辞，是再拿不出别的什么来的……
我也了解，当越南五路大军正向金边悍然疾进时，北京还在最后商定我们该作出何种反应的会议情况。
可惜，介绍材料的人一再说，要公布这些材料得请示有关上级批准。
如此，我只能讲几个仓促上阵的中国将士的故事，意在说明：黎笋有一点说对了………中国作出任何行动、反应都是万难的。但他的估计有一个根本性错误………中国到底不是美国！
从“牛棚”直上战场
………王有富（前副军长）
在这个军，到处能听到夏伯阳式的故事。段如金师长说：“王有富那老头不怕死，给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击战，敌炮炸成一锅粥，老头坐个吉普车来了，一脚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车门外，头昂昂的，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一个劲儿喊司机：开前开！我想起《夏伯阳》电影里也有这么个镜头……”
在干休所，见到王有富老头，我们提起这件事时，他笑了笑说：“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觉得死在战场比屈死在‘牛棚’里好！”
1978年3月我进了学习班。
当时，凡认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进学习班了，我是最后一名。说是老鼠拉木楔，大头在后，经过对先去的人反复揭批查，最后认为，和“四人帮”挂勾人就是我，总后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么罪名？说我们军要为“四人帮”搞武装政变！现在是人证物证都查巴实了。没早“请”我来，是对我持慎重态度，等待我自己觉悟，主动交代……
花了好长时间要我转变立场，我说，这个立场不好转呀，要转我就得转到“四人帮”那边去了，还不是一般的，是死党！
派了七个人看管我，门窗都钉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触，车轮战。
搞得我很难受。骂人吧，人家说我的案子是上级党委研究了的，华主席批了的！低头过关吧，不行呀，这武装政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牵连好多人。
好多军师团营干部都被搞进来了，想的就是从我这儿突破个口子，我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真是的，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确实想过，活着拖吧，可拖到何时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这多被认为与我是“一气”的干部不永远落个疑点、污点吗？
我们这个军，在云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级一声令下，我们什么没干过？边疆巢匪、筑路、开荒、抢险救灾……干什么我们几万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两派斗争激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时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军队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领导落名，我们不听，能行吗？谁料得到当时有个“四人帮”一手遮天，他们常常假借我们周总理、叶老帅的名字号令部队？
军队一出面，制止手里也有枪炮的群众厮杀，难免造成伤亡，军队本身也有损失，这罪过是谁的？
我个人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当过一两次制止武斗的副总指挥。就在我自己进学习班前，我对上面布置的“揭批查”运动也是积极的，对下面干部搞“划线站队”，点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训，到现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帮”那套清“四人帮”，用极左清极左。我们军很多对部队对地境熟悉、有才干也很年轻的干部被错误处理了。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响！
要打仗了，我先是从广播里感觉到，后来看到部队出发。我想要求上前线，又想，人家怎么会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学习班的干部也调走了，办不成了，叫“暂停”。我2月14日才回到军部家里。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场转圈，突然看到了杨得志同志。在这之前我在报上见了他来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消息。我上前给他敬了个礼，报了我的名字。
战争年代我多次见过他，但没有说过话。五十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了几年，他也在，当然 不同系，他研究战役指挥，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对我的面貌有点印象，“哦”了一声，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没带领章的旧军装，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知道他时间有限，赶紧说，我是这个军副军长，现在住学习班，人家说我要搞武装政变，司令员，让我先去打仗吧，我对这个部队熟悉，平生也没有别的本事，只几十年没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