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树之恋ii (山楂树之恋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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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抱歉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找你兴师问罪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代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又大包大揽的，把什么过错都拉到自己头上。”陈大龄很专注地看一会杨红，脸上仍带着那种让杨红琢磨不透的微笑，说，“其实，。517z。周宁不为难你，只来找我，倒让我很敬佩他，觉得他算得上是一条真汉子。你想，大多数情况是，如果一个女人听说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另一个女人的麻烦，怪人家把她的男人抢走了；而如果一个男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却总是拿自己的女人开刀，打打闹闹，砍砍杀杀的，觉得自己的女人不守妇道，丢了他的人。但周宁不是这样，他说他相信你是无辜的，是上了我的当。所以我一点也不记恨他，对他只有敬佩和感激。”
杨红听得迷迷糊糊的，觉得自己又犯老毛病了，因为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个“感激”，就纠缠于这一个词，忘了整段话的含义。杨红问：“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陈大龄犹豫了一会儿，说：“他叫我别跟任何人说的，不过你也不是任何人，跟你说没关系。”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他叫我离你远点，说他看得出来，你已经被我打动了心，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说他很爱你，没有你他真的是活不下去的。他说爱情也应该有个先来后到，我既然迟到了，就该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他还说我现在还是单身，可以有很多选择，而他只有你一个，我不应该去抢他的女人。”
杨红记起周宁跟她说话时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没想到周宁是去求陈大龄放他一马的，不知道他们俩谁在骗她。
“他真的是那样说的？”
陈大龄说：“我为什么要骗你？我觉得周宁真的是很爱你的，只不过每个人爱的方式不一样，也许他爱的方式不是你所期待的，所以你没有体会到。”
陈大龄看杨红很委屈的样子，又说：“周宁爱玩，你可能不喜欢。你可以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不要等他来猜。有时男人是很大意的，有些细节他们注意不到。你可能觉得只有心心相印才算爱，其实你给他指出来，他愿意改，也是爱嘛，应该说是更难得的爱。心心相印的人，他那样爱是因为他不那样爱就难受，是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愿意改的人，主观客观都是为了别人，不是更难得？”
杨红听他这样说，感到他在一点一点地把她推开，就不快地说：“你现在听上去像个妇女主任。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自己没结过婚，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说完就告辞离开了，心里想，这次把陈大龄彻底得罪了。
很快就到了陈大龄搬走的那一天。杨红听见外面走廊上人来人往的脚步声，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也没有力量出来帮忙。七楼的女人都在那里跟陈大龄缠缠绵绵地告别，说你这一走，谁帮我们拧被子，牵电线？陈大龄则谈笑风生，邀请七楼的女人去他家洗衣服，说已经买了洗衣机了，下乡的时候就把门钥匙给了你们，让你们随时去洗被子，不用拧了，也不用牵电线了。
杨红见陈大龄也没有来跟她告个别，知道是因为自己上次把他得罪了，心里一遍遍想着，他走了，不会再到这里来了，我永远也不会听到他的琴声，也看不到他了。
杨红站在窗边，看到搬家的车开走了，看不见了，才悄悄走到陈大龄住过的房间，看见里面空空如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想起前两天自己还站在这里，吃着冰激凌，跟陈大龄说话的情景，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就这样一间十平米的房间，跟自己的那间没有两样，但仅仅是能够站在这里，就曾使自己那样向往，好像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生活一样。她在房间里四处找寻，想找一点什么东西作个纪念，但什么都没剩下，只在窗台上找到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划了划，写不出东西来了，就没来由地落下泪来。
“正好你帮我检查一下，看我把房间打扫干净了没有，听说学校房管科的人严厉得很，不干净的要罚款。”
杨红听见陈大龄在身后说话，吃了一惊，赶紧擦了擦泪，转过身，故作平静地说：“很干净，不会罚款的。你怎么还没走？搬家的车早走了。”
陈大龄看了她一会儿，说：“我待会儿骑车过去。我给你买了支笔，还录了一盘磁带，你看喜欢不喜欢。”
杨红接过来，是一个漂亮的小笔盒和一盘录音带。
陈大龄解释说：“那个被套，你不肯收钱，只好送点东西给你。你是个很诗意的女孩，肯定喜欢写点东西，送支笔给你，也显得我趣味高雅。这盒录音带，都是你喜欢的曲子，没事的时候听听，可以打发时光。拉得不好，多多指教。”
杨红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笔盒，想找到一封信、一首诗什么的，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陈大龄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再细看那支笔，上面有“随缘”两个字。那盘录音带，陈大龄在上面写了曲目，最后一首注明作曲者是“陈智”，曲子叫《海的女儿》。
杨红发了一阵呆，慢慢意识到，这两样东西，是陈大龄在婉转地告诉他，她的心情他是明白的，但是两人没有缘分，所以要她随缘，不要强求。如果说“随缘”还可以理解为暗示她跟陈大龄之间也有一段缘的话，那么《海的女儿》已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她是没有希望跟他在一起的了，只能像安徒生童话故事里那个海的女儿一样，怀着一腔无法言说的爱，在自己心爱的王子跟另一个女人结婚的那天早上，化为泡沫，永死不得复生。
杨红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里，快进到《海的女儿》，按下放音键。听着那哀婉动人的音乐，杨红想，尽管他没有接受我的一份情，但我对他没有怨恨，反而感激他用这么体贴的方式告诉我。像他这样出色的人，一路之上，肯定有很多女孩为他倾倒，献上她们的心。但陈大龄不是一个滥情的人，不是一个泛情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多情的人，而是一个专情的人，一个深情的人。他要把他的心完完整整地留给他唯一的爱人，他不会随便接过一颗心，拿在手里把玩揉捏，让那颗心流血，从中享受残忍的乐趣。他会生出一腔同情，怜惜地把那颗心放回原处，尽可能地减少伤害的程度。他让我冒充他的女朋友，现在又用这首曲子来让我明白，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杨红听着《海的女儿》，觉得自己轻轻地飞起来了，飞出自家的窗口，飞过月光如水的校园，飞到陈大龄的家，轻轻地落在他的窗台上，隔着玻璃，看他熟睡的脸。她能看见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睡得很安详，一只臂膀向外伸着，仿佛在等待他心爱的女人来躺在他臂弯里。杨红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做他臂弯里的那个女人了，就满足于这样悄悄地守候在他的窗口，没有语言，没有动作，甚至也没有眼泪，就这样静静地、不倦地看他熟睡，一直到皎洁的月光慢慢褪去，第一抹曙光悄悄来临……
3
杨红不敢去碰那个写着陈大龄地址的字条，怕自己一不小心会跑到那个地址去找陈大龄，后来她干脆把那个字条撕掉扔了。但是那上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就像粘在她脑子里一样，怎么样都无法抹去。楼下门卫处有公用电话，她肯定是不敢去那里打电话给陈大龄的。但那时候私人开办的电话服务点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沿街都是，使她不敢上街走动，因为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电话服务点就想拨那个号码。
杨红觉得自己对陈大龄的这种感觉跟对周宁的那种感觉很不相同。以前都是周宁急着跟她见面，她自己并没有十分渴望，如果没时间，不见也是可以的。好像那份情是被动的，是对周宁爱她的一种回报，或者是在那些真情敌假情敌面前要强。但对陈大龄，是理智上知道不应该见，心里却偏偏想见。也没想过见到了要干什么，就是想见到他，说不说得上话都可以，只要知道他在身边就行。就像以前陈大龄住在隔壁时一样，两个人并没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但杨红只要看到他屋里的灯光，知道他在家，就很开心。
最终杨红还是去了一趟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五区，不过不是去陈大龄家，陈大龄是五区三栋，杨红去的是五区四栋，紧挨着的一栋楼，是毛姐家。毛姐也是刚刚搬到五区，说五区是家属区，有学校的闭路电视，又可以装电话、洗衣机、热水器什么的，现在家里也算初具规模，叫杨红过去看看。
杨红看到那个地址就觉得亲切，虽然不是去陈大龄家，但就在陈大龄旁边，也很有爱屋及乌的感觉。到了陈大龄那栋楼前，杨红特意看了一下陈大龄的窗户，发现是黑糊糊的，有点失望。离开毛姐家时，又看一次那个窗口，还是黑糊糊的，心里就觉得很沉重。
当她准备骑车回家时，发现她的自行车轮胎没气了，只好推着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找到一家修车的。修车的人说太晚了，你先打打气，骑回去再说，明天一早再来修。
杨红打了气，一路骑回来，轮胎什么事也没有，就觉得很奇怪。去的时候轮胎好好的，怎么一出来就没气了？现在也没修，又好了。好像有人故意把气放了一样。
杨红走进家门，开了灯，发现周宁正坐在桌边，气呼呼的样子，心里明白了一大半，就问：“是你把我车里的气放了？”
“知道就好，我做个记号，免得你否认。”周宁生气地说，“你跑到五区去干什么？”
“毛姐约我去玩。怎么啦？”
周宁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哼，毛姐？你不要拿她做掩护了，你的车明明是停在陈大龄楼下的。”
“那两栋楼是挨着的，哪里有空位停哪里，为什么说是停他楼下的？”杨红也生起气来，“你跟踪我了？”
“我跟踪你干什么？我去打麻将，三差一，回来见你不在，就知道你去了他那里。跟你说，在这种事情上，做丈夫的是有第六感的。”
“那你这个第六感刚好错了。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在毛姐家，你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她的。”
周宁又一哼：“你还不早跟她串通好了？现在叫我去打电话，怕别人不知道我戴了绿帽子？”
“那你当时怎么不上楼去，抓个正着？”
周宁火了：“你怎么知道我没上楼去？我不过是为你保个脸面罢了。他屋里是黑的，谁知道你们两个黑灯瞎火的在干什么？”
杨红耐住性子再解释一遍：“我是在毛姐家里，现在我们两个人就下楼去给她打电话，好不好？”
周宁不吭声了，杨红也不说话了。过了好一阵，周宁突然问一句：“你这是为了什么？”
杨红以为他问为什么去毛姐家，也气哼哼地说：“你每天在外面打麻将，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就不能出去散散心？”
还没说完，杨红就见周宁跳起来，一拳砸在穿衣镜上，镜子被砸得破碎不堪，玻璃哗啦哗啦地散了一地，周宁的手也流血了。杨红一边找药水和纱布，一边问：“你这是干什么？”
周宁嚷嚷着：“找他散心？哼，他让我戴绿帽子，我就要他戴红帽子！”她冲到走廊上，拿起家里切菜的刀，就气呼呼地冲下楼去了。这一切来得太快，杨红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也不懂究竟什么是戴红帽子，只是凭直觉知道他是去找陈大龄的麻烦的，于是也跌跌撞撞地跑下楼，见自己的自行车已被周宁骑走了。她欲哭无泪，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想起应该给陈大龄打个电话，告诉他一下。
杨红敲开门卫的门，告诉他自己要打个电话，很紧急。门卫刘伯见杨红脸色惨白，也不敢怠慢，马上把电话机给她。杨红拨了陈大龄的号，就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喂？”
杨红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又听见电话里问：“杨红吗？”
杨红不知道陈大龄是怎么知道是她的，只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啊，陈老师，我，我跟周宁闹了点矛盾，起了误会，他……他现在拿着刀，找你来了。”
那边陈大龄关切地问：“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
“那就不用着急了。我把灯关了，等他来时，敲门我不开，他就会以为我不在。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好了。”
杨红还想解释一下或嘱咐他小心，就听陈大龄说：“他可能快到了，我现在要挂电话了。你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杨红打完电话，就顺着到五区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头晕晕乎乎的，也不知道自己跑过去有什么用。两个男人打架，自己劝得住么？也许报警更好？但报了警，不就弄得满城风雨了吗？
早就知道周宁的爱是有毁灭倾向的，他做的那些梦，都是他这种偏激思想的见证，为什么自己以前就没当回事呢？也许是因为那时觉得自己是绝对不会不要周宁的，那么周宁的梦就没有机会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