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散文集-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般攀住了树木那样紧抓着车厢的板条。
这部车子载着七八个伤兵，其中有一个，他绿色的军衣在肩头染着血的部分好象被水浸着那么湿，但他也站起来了，他用另一只健康的手去扶着别的一只受伤的手。
女救护员爬上车来了，我想一定是这医院已经人满，不能再收的缘故。所以这载重车又动摇着，响着，倒退着，冲开着围观的人，又向金神父路退去。就是那肩头受伤的人，他也从原来的地方坐下去。
他们的脸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色的，除掉这个，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呼叫，呼声，一点也没有，好象正在受着创痛的不是人类，不是动物……静静地；静得好象是一棵树木。
人们拥挤着招呼着，抱着孩子，拖着拖鞋，使我感到了人们就象在看“出大差”那种热闹的感觉。
停在我们脚尖前面的这飘蓬的人类，是应该受着无限深沉的致敬的呀！
于是第二部插着绿草的汽车也来到了，就在人们拥挤围观的当中，两部车子一起退去了。
M的腰间仍旧是闪着那带子上的一点小亮，那困恼的头发仍旧是切在窗子的边上。宁静，这深夜的宁静，微风也不来摆动这桌子上的书篇……只在那北方枪炮的世界中，高冲起来的火光中，把M的头部烘托出来一个圆大沉重而安宁的黑影在窗子上。
我想他也和我一样，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爱的。
小生命和战士
“你看那兵士腰间的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可是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我这样小声地把嘴唇接近着L的耳边。
其实渡轮正在进行中的声音，也绝对使那兵士不会听到我的话语的。
其中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不是那个抱着孩子的，而是另外的一个，他一走上来，就停在船栏的旁边。他那么小，使我立刻想到了小老鼠。两颊从颧骨以下是完全陷下来的，因此嘴有点突出。耳朵在帽子的边下，显得贫薄和孤独，和那过大的帽遮一样，对于他都起着一种不配称的感觉。从帽遮我一直望到他黑色的胶底鞋，左手上受了伤，被一条挂在颈间的白布带吊在胸前，他穿着特为伤兵们赶制的过大的棉背心，而这件棉背心就把他装饰成一只小甲虫似的站在那里。等另外两个兵士走近前来的时候，他就让开了。
这两个之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是个军官，他并不怎样瘦，有点高大，他受伤的也是左手，同样被一只带子吊在胸前。在他慢慢地踱着的时候，那黑色皮鞋的后半部不时地被黄呢裤的边口埋没着。当他同另外的一个讲话的时候，那空着的，垂在左肩的军中黄呢上衣的袖子，显得过于多余地在摆荡——
因为他隔一会就要抬一抬左肩的缘故。
我所说的挂着刀的兵士，始终没有给我看到他的正面，因为那受伤的军官和他谈话总是对立着，我所能看到的是他脚上的刺刀针，腰间的短刀，他的腰和肩都宽而且圆。那在怀中的孩子时时想要哭，于是他很小心地摇着他，把那包着孩子的军外套隔一会儿拉一拉，或是包紧一点。
不知为什么，我看他好象无论怎样也不能完全忘掉他腰边的短刀，孩子一安静下来，他的左手总是反背过来压在刀柄上。
渡轮走近一个停在江心的货船旁边的时候，因为那船完全熄了灯火，所以好象一座小城似的黑黑地睡在江心上，起重机上还有一个大皮囊似的东西高悬着。
我是背着锅炉站着的，背后的温暖已经增加到不能忍耐的程度，所以我稍稍离开一点，可是我的背后仍接近着温暖，而我的胸前却向着寒凉的江水。
那军官的烟火照红了他过高的鼻子，而后轻轻地好象从指尖上把它一弹，那烟火就掠过了船栏而向着月下的江水奔去了。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那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伤兵就站在我的旁边，似乎在这船上并没有他的同伴，他带着衰弱或疲乏的样子在望着江水。他好象在寻找什么，也好象他要细听一听什么，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系在那只吊在胸前的左手上。
前边就是黄鹤楼，在停船之前，人们有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有的在移动着，船身和码头所激起来的水声，很响的在击撞着。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
卷三 集外之作 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1928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1929年。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
这是一次佩花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学校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止，而且那个白脸的女校长在我们用绒线剪作着小花朵的时候，她还跑过来站在旁边指导着我们。一大堆蓝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时候，是佩花大会的前一夜。楼窗下的石头道上落着那么厚的雪。一些外国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边的枯树都膨胀圆了，那笨重而粗钝的轮廓就和穿得饱满的孩子一样臃肿。我背着远近的从各种颜色的窗帘透出来的灯光，而看着这些盾牌。盾牌上插着那些蓝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关系，它们一个压着一个几乎是连成了排。那小小的黄色的花心蹲在蓝色花中央，好象小金点，又象小铜钉……
这不用说，对于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有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离着，我是跳不过去的，还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觉。
这一次的佩花，我还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肯佩上。有的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见了。结果不独整元的，竟连一枝铜板也看不见贴在他们的手心上。这一天，我是带着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们一小队的其余的三个人，常常是和我脱离开。
我的手套跑丢了一只，围巾上结着冰花，因为眼泪和鼻涕随时地流，想用手帕来揩擦，在这样的时候，在我是绝对顾不到的。等我的头顶在冒着气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小队的人说：
“你太热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经被汗湿透啦！”
自己也觉得，我大概象是厨房里烤在炉旁的一张抹布那么冒气了吧？但还觉得不够。什么不够呢？那时候是不能够分析的。现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游行和示威的时候，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这回只是给别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没有喊“帝国主义”的缘故。
我们这一小队是两个男同学和两个女同学。男同学是第三中学的，一个大个，一个小个。那个小个的，在我看来，他的鼻子有点发歪。另一个女同学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闪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来和鸭子似的，只是鸭子没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时候，我又看她象一只猪。
“来呀！快点呀，好多，好多……”我几乎要说：好多买卖让你们给耽误了。
等他们跑上来，我把已经打成绉折，卷成一团的一元一元的钞票舒展开，放进用铁做的小箱子里去。那小箱子是在那个大个的男同学的胸前。小箱子一边接受这钞票，一边不安的在滚动。
“这是外国人的钱……这些完全是……是俄国人的……”往下我没有说，“外国人，外国人多么好哇，他们捐了钱去打他们本国为着‘正义’！”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着很高的冰锥，为着去追赶那个胖得好象行走的驼鸟似的俄国老太婆。我几乎有几次要滑倒，等我把钱接过来，她已经走得很远，我还站在那里看着她帽子上插着的那棵颤抖着的大鸟毛，说不出是多么感激和多么佩服那黑色皮夹子因为开关而起的响声，那脸上因着微笑而起的皱折。那蓝色带着黄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领边上，而且还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来。对于我们那小队的其余三个人，于是我就带着绝顶的侮蔑的眼光回头看着他们。他们是离得那么远，他们向我走来的时候，并不跑，而还是慢慢地走，他们对于国家这样缺乏热情，使我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我的“同志”。他们称赞着我，说我热情，说我勇敢，说我最爱国。但我并不能够因为这个，使我的心对他们宽容一点。
“打苏联，打苏联……”这话就是这么简单，在我觉得十分不够，想要给添上一个“帝国主义”吧，但是从学联会发下来的就没有这一个口号。
那么，苏联为什么就应该打呢？又不是帝国主义。
这个我没有思索过，虽然这中苏事件的一开端我就亲眼看过。
苏联大使馆被检查，这事情的发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并不热，我只记住天空是很黑的，对面跑来的马车，因为感觉上凉爽的关系，车夫台两边挂着的灯头就象发现在秋天树林子里的灯火一样。我们这女子中学每晚在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脚步必须经过大直街的东段跑到吉林街去。
我们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着的那条吉林街上。
苏联大使馆也在吉林街上，隔着一条马路和我们的宿舍斜对着。
这天晚上，我们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拦住了。手电灯晃在这条街上，双轮的小卡车靠着街口停着好几辆，行人必得经过检查才能够通过。我们是经过了交涉才通过的。
苏联大使馆门前的卫兵没有了，从门口穿来穿往的人们，手中都拿着手电灯，他们行走得非常机械，忙乱的，不留心的用手电灯四处照着，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杨树的叶子的闪光和玻璃似的一阵一阵的出现。大使馆楼顶那个圆形的里边闪着几个外国字母的电灯盘不见了，黑沉沉的楼顶上连红星旗子也看不见了，也许是被拔掉了。并且所有的楼窗好象埋下地窖那么昏黑。
关于苏联或者就叫俄国吧，虽然我的生地和它那么接近，但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不知道。那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买羌贴”，“买羌贴”，“羌贴”是旧俄的纸币（纸卢布）。邻居们买它，亲戚们也买它，而我的母亲好象买得最多。夜里她有时候不睡觉，一听门响，她就跑出去开门，而后就是那个老厨子咳嗽着，也许是提着用纱布做的，过年的时候挂在门前的红灯笼，在厨房里他用什么东西打着他鞋底上结着的冰锥。他和母亲说的是什么呢？微小得象什么也没有说。厨房好象并没有人，只是那些冰锥从鞋底打落下的声音。我能够听得到，有时候他就把红灯笼也提进内房来，站在炕沿旁边的小箱子上，母亲赶快就去装一袋烟，母亲从来对于老厨子没有这样做过。不止装烟，我还看见了给他烫酒，给他切了几片腊肉放在小碟心里。老厨子一边吃着腊肉，一边上唇的胡子流着水珠，母亲赶快在旁边拿了一块方手巾给他。我认识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后母亲说：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纪出门就是这手不容易。”
这一句话高于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一大些话。什么“行市”拉！“涨”啦！“落”啦！应该卖啦吧！这些话我不知为什么他们说得那么严重而低小。
家里这些日子在我觉得好象闹鬼一样，灶王爷的香炉里整夜的烧着香。母亲夜里起来，洗手洗脸，半夜她还去再烧一次。有的时候，她还小声一个人在说着话。我问她的时候，她就说吟的是《金刚经》。而那香火的气味满屋子都是。并且她和父亲吵架。父亲骂她“受穷等不到天亮”，母亲骂他“愚顽不灵”。因为买“羌贴”这件事情父亲始终是不成的。父亲说：
“皇党和穷党是俄国的事情，谁胜谁败我们怎能够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么说，他和老厨子一样：
“那穷党啊！那是个胡子头，马粪蛋不进粪缸，走到哪儿不也还是个臭？”
有一夜，那老厨子回来了，并没有打鞋底的冰锥，也没有说话。母亲和他在厨房里都象被消灭一样，而后我以为我是听到哭声，赶快爬起来去看，并没有谁在哭，是老厨房的鼻头流着清水的缘故。他的灯笼并不放下，拖得很低，几乎灯笼底就落在地上，好象随时他都要走。母亲和逃跑似的跑到内房来，她就把脸伏在我的小枕头上，我的小枕头就被母亲占据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都说“穷党”上台了。
所以这次佩花大会，我无论做得怎样吃力，也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苏联”就是“苏联”，它怎么就不是“帝国主义”呢？同时在我宣传的时候，就感到种种的困难。困难也照样做了。比方我向着一个“苦力”狂追过去，我拦断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给他，他不要，只是把几个铜板托在手心上，说：“先生，这花象我们做苦力的戴不得，我们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还是给别人去戴吧！”
还有比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