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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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ＴｏｗｅｒＣ
ｏｕｒｔ）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Ｋ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
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雾伦敦，呆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
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
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
写了她们对于背乡离井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
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舍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
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徉！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
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
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
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决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
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
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
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
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Ｎｏ（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
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Ｙｅｓ
（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
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舍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
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只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
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
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
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
吴冰（１９８０—８１年）到美国夏威尔大学，小女儿吴青（１９８２—８３年）到美国哈
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里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
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
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１９８７年６月
１３日
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
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
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
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
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
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舍，我就和王国秀等四
人特别熟悉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周末，从个别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谈话，一面一同洗衣，
一同缝补，一同在特定的有电炉的餐室里做中国饭，尤其是逢年过节（当然是中国的年
节），我们就相聚饱餐一顿。但是在国庆日，我们就到波士顿去，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
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
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著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
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一九二五年以后，王国
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
上，舍监Ｕ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
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
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
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
宗濂、时昭酥、浦薛夙、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徐
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
戏，选定了演《西厢记》，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
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
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
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就和时
昭酥、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
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
日补记关于男人（之六）八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
“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
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
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
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
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
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
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官”和“伊
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
“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
（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
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
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
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
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
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
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其喜欢外语。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国沙
穰疗养院的时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写的长信。病友们都奇怪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
英文写信？”我笑说：“是他要练习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缘故。”
其实他的英文在书写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国来，第二年他就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公路”，回国后一
直在交通部门工作。他的爱人杨建华，是我舅父杨子敬先生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我的舅舅
亲口向我母亲提的，说是：“姑做婆，赛活佛。”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一定
痴呆，可是他们生了五个女儿，却是一个赛似一个地聪明伶俐。（涵弟是长子，所以从我们
都离家后，他就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至今我还藏着她们五姐妹环绕着父亲的一张相
片。她们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为在华妹怀着第一个孩子时，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
个老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
字本来是我们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亲说男女应该一样。后来我的一个堂弟得了一
个儿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个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后接着又来了宗莲和宗
菱，也都是父亲给起的名字。当华妹又怀了第五胎的时候，她们四个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希
望妈妈不要生个男儿，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们了。宗梅生后，华妹倒是有点失望，父亲却
特为宗梅办了一桌满月酒席，这是她姐姐们所没有的，表示他特别高兴。因此她们总是高兴
地说：“爷爷特别喜欢女孩子，我们也要特别争气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刚从欧洲回来，“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在燕京大学又呆了
一年，就到后方云南去了。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
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一
语不发，和当年我赴美留学时一样，他没有和杰、楫一道到车站送我，只在家里窗内泪汪汪
地看着我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们离开北京时，倒是把文藻的母亲带到上海，让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时
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
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一九四○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
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
不敢说的……谁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样快……大人说：“伊哥住址是呈贡三台山，你能记
得吗？”我含泪点首……晨十时德国医陈义大夫又来打针，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后即告我：
“将我的病况，用快函寄上海再转香港和呈贡，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这时大人
面色苍白，汗流如雨，又说：“我要找你妈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两针
吗啡之力，一时房中安静，窗外一滴一滴的雨声，似乎在催着正在与生命挣扎的老父，不料
到了早晨八时四十五分，就停了气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梦境？是幻境？最后责任心
压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还得活着干……
他的第二封信，就附来一张父亲灵堂的相片，以及他请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亲的挽联：
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
信里还说“听说你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来亦常发热出汗，疲弱
不堪，但不敢多请假，因请假多了，公司将取消食粮配给……华妹一定要为我订牛奶，劝我
吃鸡蛋，但是耗费太大，不得不将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为家里已没有可卖之物……一切均
亏得华妹操心，这个家真亏她维持下去……孩子们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读书，堪以
告慰，但愿有一天苦尽甜来……”
这是涵弟给我的末一封信了。父亲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