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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0章

冰心作品集-第4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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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到了纽约,国秀同文藻一起来接我。我们在纽约玩得很好,看了好几次莎士比亚的戏。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写了一封

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

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

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

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

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兴

地接待了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

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

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

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

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

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

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

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

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

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

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

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

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

《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

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

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

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

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

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

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

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

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

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

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

“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

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

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

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

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

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

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

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

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

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

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

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

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

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

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

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

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

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

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

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

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

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

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

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

(“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三)是提倡社区

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

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

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

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

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马香

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

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

(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

“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

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

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

“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

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

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

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大后

方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

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

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

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

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

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

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

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

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

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

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

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

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

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

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

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

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

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

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

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

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

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

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

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

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

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

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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