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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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纸，只要上面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记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要求我的老师教

给我做诗。他说做诗要先学对对子，我说我要试试看。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是“鸡唱

晓”，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鸟鸣春”，他大为喜悦诧异，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

的《送孟东野序》。其实“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四句话，我是在

一张香烟画的后面看到的！

再大一点，我又看了两部“传奇”，如《再生缘》、《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写的，

七字一句的有韵的故事，中间也夹些说白，书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

《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还是大团圆。以后我

还看一些类似的书，如《凤双飞》，看过就没有印象了。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迭更斯

的《块肉余生述》，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我很喜欢这本书！译者林琴南老先生，也

说他译书的时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而“笑啼间作”。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

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

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

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

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我的另一个名字

我的另一个名字，是和我该爱而不能爱的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姑母，只从父亲口里听到关于她的一切。她是父亲的姐姐，父亲四

岁丧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

我记得父亲说过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亲在地上打着滚哭，看来她似乎比我的父亲大得

多。

姑母嫁给冯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时候，曾跟我的父亲到三官堂冯家去看我的

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长得非常的美。坐在镜前梳

头，发长委地，一张笑脸红扑扑地！父亲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陈的海军青年军官——也是父

亲的学生——结了婚，她回娘家的时候，就来看我们。我们一大家的孩子都围着她看，舍不

得走开。

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个个都会吹弹歌唱，墙上挂的都是

些箫，笙，月琴，琵琶之类。

父亲常说他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

我生下来多病。姑母很爱我的父母，因此也极爱我。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

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叫“珠瑛”，我

们还买了一条牛，在吕祖庙放生——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

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叫做“过关”。

这“关”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

“恭逢其盛”！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围上红缎“桌裙”，

点蜡，烧香，念经，上供，一直闹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关”，让我拉着

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从“关门”里走过，道士口里就唱着“××关过啦”“××关过

啦”，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然后把这纸门烧了，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收拾起道具，

回去了。

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内有三座山，乌石山，越王山（屏

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就想到福州！

吕祖庙是什么样子，我已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突兀

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桃瓣李片”，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

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这个名字（珠瑛）有联系的东西，我想起了许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

吕祖名下和“过关”等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反正

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并不麻烦他们自己，也就算了，“珠瑛”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用

过，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

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一时兴起，曾想以此为笔名，后来终竟因为不喜欢这迷信

的联想，又觉得“珠瑛”这两字太女孩子气了，就没有用它。

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父亲的

“野”孩子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

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

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

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

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

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

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

瘸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

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

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

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

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

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

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

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

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

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

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

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

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地

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海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

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

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么？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

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

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

的……”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拣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

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

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

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

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

呵。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

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

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副。开战的那一

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

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

“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

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

“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

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

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

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

“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

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

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

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

和我的父亲！一九八一年四月《记事珠》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系列作家谈创作的书，也向我索稿。我这几十年来，随着时光的

推移、环境的改变，心有所感，兴之所至，断断续续地随意写些短文、小诗、书信和短篇小

说，尽是零敲碎打，随写随交了出去，从来没有写过大块文章，也从来没有写作计划，根本

谈不上创作道路！而且几十年来东迁西移，即使有些著作、手稿，也遗失殆尽，要追溯追踪

这条零碎断续的痕迹、线索，也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今天的我，是办不到的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卓如同志——我很喜欢佩服这位耐心认真的年轻人——她从不同时

代、不同刊物里搜寻出许许多多我零敲碎打的、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竹头木屑，而且搜集得十

分齐全！当她把这本书目拿来给我看的时候，使我感到意外的喜悦。比如说，我在一九四二

年也曾写过《我的童年》这篇短文，我的脑海中就没有一点印迹！

书名为《记事珠》，也是我临时想起的。美其名曰“珠”，并不是说这些短文有什么

“珠光宝气”。其实就是说明每一段文字都像一串珠中的一颗，互不相干，只是用“我”这

一根细线，把它们穿在一起而已。是为序。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１年第３期，《记事珠》，人民文学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月初版。）致谢为楫①

亲爱的楫弟：

得来信，知你还好，教学也能努力干下去，很好。我现在到底老了，生活不能自理，走

路也得人扶，真是风烛残年，不说也罢。

知道大小弟都来看过你（叫他们给我来信吧），那就很好。

听说大弟就在兰州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就近有事还可以联系。现在只有靠他们

了，跟他们要搞好关系。

二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