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0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下午，他的谈话使我欢喜而又兴奋，我趁今天早起神清气爽的时光，来向你们报道我所
听到的一切。
这位老人和我同岁，也是“世纪同龄人”了，他高兴而又慨叹地说：“从我离开祖国三
十五年，我已经回来三次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首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环顾四周，天安门楼披上了庄丽
的新装，两旁的高大建筑，是那样地端严肃穆，路上来往如织的行人，都是那样地健壮愉
快，我高兴得落下了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又到海外去，我觉得我胸背也挺直了，说话
的声音也洪亮了！第二次回来，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那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周总
理又逝世了，到处看到的都是伤心惨目的景象，我的心凉了下去，觉得似乎中国一下子又垮
下来了。但是，这一年的清明节，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花山，那诗海，那愤激奋发
的人潮，我的心血又沸腾了起来，我流着泪握着一个正在抄诗的少年的手说：‘好好干吧，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我还是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海外去的。这次回来，是第三次
了，我所看到的比我在海外所想象的或听到的好多了。
只有您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才能体会到把‘四人帮’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到现在这个
样子，是多么不容易！当然我也看到了许多缺点，比方说，都市的大街上有一些青年人，穿
着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留着长发和胡子，嚼着口香糖，哼着海外六十年代流行的、有教养
的外国人也不唱的小曲！但是，在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却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他们的
第二代，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吧，这些人在他们工作的单位里，多半都是骨干。他们在吃
和穿上都十分俭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他们居住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小小的一张书桌
上，他们还在认真地辅导他们孩子们的学习，直到孩子们睡了以后，他们才开始摊开图纸或
拿出书本，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代吧，大都是健康
活泼的、大方有礼的。单就这些孩子们对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陌生老人，那样的恭敬和温暖来
说，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亲密关系，并没有丢失。这使得我习惯于
‘金钱第一’的社会空气的人，忽然闻到了一种健康清新的气息！
“我承认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是远远地落后于西方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年轻有为
的青年人少年人，只要大家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迎头赶上，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
大有可能的。但一定要‘万众一心’，一定要‘艰苦奋斗’，不然的话就难说了，您说是
不？
“至于我们海外华人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也都是热爱祖国的。他
们都愿意在科学技术上，尽上自己的所知所能，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添砖添瓦……”
他的红光满面的笑脸，和恳挚洪亮的笑声，一直在我面前耳中荡漾。亲爱的小朋友，记
得我小的时候，总喜欢坐在老人旁边，听他们谈着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将来的憧憬。他们的
话对我往往有很大的启发和鼓励。现在我把这位老人的这段谈话，珍重地告诉你们，希望你
们知道了也记住：有多少我们海外的亲人们，把对祖国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
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呵！
此信到时，你们已经考完了学期考试，在欢度春假了，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们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２日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
前几天有几位《北京晚报》的编辑来看我。二十年不见了，光阴逝水，人事沧桑，在一
阵兴奋而杂乱的谈话之后，他们就言归正传，要我为他们的报纸继续写点短文。
我笑说：“二十年之后，要我再弯下腰去‘拾穗’也就不太容易了。”
一位“老”编辑笑着说：“我记得二十年前的一天，我来取稿的时候，您曾同我说过，
周总理很鼓励您写《拾穗小札》。就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里，总理对您说过：‘冰心同
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继续写下去。’”
我呆了一呆，说：“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
另一位“老”编辑笑说：“是的，一点不错，那时期大约是在我们报纸发表您的短文
《走进人民大会堂》之后，广州会议之前。他一回来就告诉我，我们还告诉了我们的一位领
导同志，她也记得。”
我想了一会，说，“你们把这几句话再说一遍。”
一位年轻的编辑连忙从小本上撕下一张纸来递给了我，我又向他借了一枝笔，把这几句
话记了下来。
他们走后，我就陷入了沉思。在细细的回想之中，我的心潮一浪高过一浪！它不断地冲
击着我的记忆的岩石，喷溅出一朵朵璀璨的浪花！
那几年，我们常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里见到总理。他在百忙之中，回头看见你，总会同
你热情而爽朗地招呼，也总会同你说几句关切而鼓励的话。这些话像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
天的万木或是一针的新碧，都得到了滋润……
电话的铃声响了，是那位年轻的编辑来催稿了。
我提起笔来，写下这段短文，只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一九八○年二月十一日致台湾
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挑选了我的三篇小说，向台湾同胞们广播，我感到高兴而又惭愧！
我没有深入群众的生活，写作的视野不宽，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这三篇东西都是当时当地
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感而发的，第一篇《两个家庭》是１９１９年写的，也是我的第一篇
小说创作。那时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使得学成归国的有志的年轻人，爱国有心，救亡无
力，小说中的陈先生就是顶不住环境的压迫，而抑郁致死。第二篇小说《分》，是写１９３
１年我自己在医院里耳闻目见的，因为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使儿童们一出生就走上不同的道
路，不甘受悲惨命运的支配的，就要勇敢地起来反抗。第三篇是１９４３年我在四川重庆所
目睹的、许多家人在沦陷的北平，而身居敌后的重庆，妻离子散，生活不安，当时的重庆中
国政府又无心抗战，因而在敌后的许多单身人中，发生了种种不应发生的悲剧性的社会问
题。这使我想起自从台湾和祖国分离以后，一定也会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何年何月我们才能
驱散这重重的云雾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更因为在台湾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以及我神交已久的作家
们，使得我对于这座离开母体三十年的台湾宝岛，常是念念不忘。我常想我们只相隔盈盈一
水，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侨居的同胞都可以万里迢迢，归来欢聚，而我们却不能享受这种快乐
呢？我在北京曾会见过从美国或其他地方回到祖国探亲访友的作家，并从国内的许多文艺刊
物上，看到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我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要出版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这
些作品里都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怀念，以及台湾的历史事迹和台湾现在的社会情况，使我
对于台湾和台湾的作家有更深的向往！是什么人为的阻力，使得我们不能同声相应，同气相
求呢？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台湾和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的潮流是不会倒
退的，也从来没有倒退过！顺应潮流，推进潮流，是我们十亿同胞的共同责任，尤其是作家
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都用我们的一支笔，满腔的爱国热情，共同来完成这神圣的事
业吧！
冰心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春节“时代文学丛书”自序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是从１９７９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桔
灯》和《冰心选集》里选出来的。
这两本集子以外的旧作，数十年来，几经离乱，大都散失了。
至于１９７６年以后写的一些散文：《晚晴集》，已交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尚未能选出
编入。
重新看了这些篇目，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情景，过电影般真切地掠过了
我的眼前，引起了我的一些怅惘和一些喜悦……
香港时代图书公司，要把我的这些零碎的生命中的短小记录，编入“时代文学丛书”，
列入当代作者的鸿篇巨著之后，虽然大海不择细流，但我仍是十分惭愧的！一九八○年二月
廿九日呵，团城的珍珠
我是在听过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的广播以后，满怀着乐观兴奋心情，登上北海团城
的。
这座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小的、我最喜爱的城堡，珍珠般地镶嵌在我们的首都北京城的
中心。西望是远在数十里外连绵围抱的西山，东望是近在眼前亭台掩映的景山，在北海和中
南海这两片“海”水上，春冰未泮，“海”面上还笼罩着一层光雾，而今天，在北京人们的
脑海中，已经是春水涟漪，春光荡漾了！
中国妇女轻工产品展销会，就是在万众欢腾的时刻，妇女自己的节日之前，在北海团城
举办的。
我缓步登上弯曲的层阶，上到城头，在璀璨的阳光和清新空气之中，穿过苍松翠柏，拜
访了举办这个展销会的负责人。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告诉我这个展销会是轻工业部、全国妇
联和北京市妇联联合举办的。在团城的一殿、三室、两亭里，展出的虽然是一部分小型产
品，但却可以看到我国广大妇女工人在新长征路上，从事轻工业生产的劳动成绩。她还郑重
地告诉我：在轻纺工业中，女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美术工艺系统，女
工人数则占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这是多么庞大而又显示了巨大力量的比例数字！
“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在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轻工业建设是
仅次于农业建设的当务之急。我们的妇女工人们除了以中国人民的聪明、勇敢之外，还以她
们细心、耐性的特长，飞针走线，精雕细刻，制作出种类繁多的轻工业品，来丰富和美化人
民的生活，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这个展销会上的每一件轻工产品，都凝聚了姐妹
们对自己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一片深情！
因为我今天还要赴另外一个会，只好走马看花地把琳琅满目、万紫千红的产品，匆匆地
看了一遍。每一个展览室里的玻璃橱旁，都层层迭迭地站满了笑语纷纭的参观的人们，我在
人群外围站了一会深深地领略了这赞叹欣赏的气氛。
我缓步走下团城的层阶。作为一个中国妇女，我感到自豪和喜悦。我望着宛若张开的蚌
壳似的中南海和北海，心想，团城多像珍珠啊！那团城上展出的中国女工制作的精巧的产
品，不也是一颗颗闪光的珍珠吗？空巢
老梁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扶着书架，正佝偻着在看架上排列的书呢。我默默地望着他的
肩部隆起的背影，慨叹地想：
他老了，我们都老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啊！
他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同屋同级生，他学的是历史，我学的是文学。我们很合得来，又都
喜欢交朋友，因此我们这个屋子是这座宿舍楼中最热闹的一间。毕业后，我们又都得到了奖
学金到美国去留学，虽然我在中部，他在西部，我们却是书信不断，假期里也总要跑到一起
去。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们又同时回国，不过他的成绩比我好——带回了一位在美国生
长、很能干很漂亮的夫人美博。我是回国以后才和一个那时正当着中学教师的同学华平结了
婚。我和老梁又同在一个大学里教课，住处又很近，两位夫人也很合得来，因此，我们两家
同年生的儿女，就是两位夫人以自己的名字替彼此的孩子起的。我的女儿叫陈美，他的儿子
就叫梁平。
解放前夕，有一位老教授，半夜里来把我们叫到一起，动员我们乘明天“抢救教授”的
飞机离开这危险的故都。本来已是惊惶失措的美博，就怂恿老梁接受这个邀请，匆匆忙忙地
连夜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带着儿子走了。华平却很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到底是中国
人，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留了下来，从此，我们和
老梁一家就分手了。
甬道那一边的厨房里，不时送来一阵炒菜的声音和扑鼻的香味，妻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
着呢。老梁抽出一本《白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