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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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
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
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
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
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
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
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
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
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
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
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
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做好现代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工
作。“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就是严老先生提出的，但要达到这三条标准，就
非得把中外语文都学深学透不可。
我还要提醒青年人，“博览群书”决不等于“闭门读书”，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
不把我们的学习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和努力就
没有了目标，我们自己就成了空头的学问家。还有，身体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健康的
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学习。德、智、体三者本来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
相防相克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
当我收到今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翻起书来看文章目录，赫然地发现有黑体字的
《正红旗下》老舍的长篇连载字样，顿时使我仿佛看见老舍先生复活了，又在案前奋笔疾
书……。我连忙翻到了页数，一口气读了下去。
编者告诉我们说，老舍这篇自传体的遗著共十一章，八万多字，看来仅仅是开头部分。
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但夺去了老舍先生的生命，而且使这部有特殊价值的作品
也遭到了夭折……
我兴奋而又感慨地、断断续续地看了《人民文学》的三、四、五期，还没有看到他把开
头部分写完，因为他还没有写
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没有写到他的贫穷的家也惨遭洗劫，不满周岁的作者，幸而被扣
在一只空箱子底下，没有丧失了小小的生命！现在老舍先生死去了，这故事如何发展，我们
永远也读不到了，这真是千古遗恨呵！
这篇《正红旗下》和老舍笔下的解放前中国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愤激，充满了哀愁，而
这愤激和哀愁又都用他惯用的尖刻和诙谐的笔法描述了出来，使人读了有“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的感觉。这个长篇最动人之处也就在这里！
他说：“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
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他从这“来历不小”的“小子”的降生写起，描述了围绕这一个穷
旗兵家庭的一切，连带着描画出当时的“旗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对于“生活艺术”，—
—“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对于衣、食、住、行的想
法、看法、做法，写得入木三分。他们都“关着钱粮”，都有“铁杆庄稼”，都会吃喝玩
乐，还都爱面子。他引他大姐夫的话：
“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他们逢年过节，做寿、办满月、玩鸟、养蝈蝈儿，都舍得花钱，“办婚丧大事的人，往
往倾家荡产。”还有风俗习惯上的如“都尊敬姑奶奶”，“儿媳的身份就和女仆差不多”等
等，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老舍不但会写人，而且会写景，他笔下的当时北京的春天和秋天，不是身历其境的人，
写不出它的可爱和可厌之处。
凡此种种，我也不能多引了。总之，读者一定要自己去找这篇巨著来看看，才能尝到作
者挥毫时的辛酸意味！
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老舍先生用他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以活泼动人的情节写出了毛
主席教导我们的一条真理，就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我自己小的时
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
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
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
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而老舍自己，由于出身在清皇朝“残灯末庙”时期的“穷旗兵”的家庭，对于同受剥削
压迫的汉族人王掌柜，回族人金四叔，都有着休戚与共、甘苦相关的深厚阶级感情。他写王
掌柜的体会时，是这样说的：
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
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且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
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
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做朋友。
他还用他二姐的口气说：“像王老掌柜与羊肉床上的金四把叔叔，虽然是汉族与回族
人，可是在感情上已然都不分彼此，给他们洗洗做做，并不见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大伙
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儿，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老舍先
生说：“到后来，我懂了点事的时候，我觉得二姐的想法十分合于逻辑。”这逻辑就是：
“一般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
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
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因此，在老舍的满月那一天，卖苦力吃饭的汉族的王掌柜，送来了一对猪蹄，使他“一
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因为呀，他是汉人”。还有回族的金四叔送来了两吊钱，祝他长命百
岁，使他“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多么深厚的民
族之间的阶级感情呵！同受剥削、同受压迫的人民之间“互相友好”，是“谁也挡不住”
的，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所说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
庭”的主要因素！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三寄小读者通讯九
亲爱的小朋友：
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正是北京晴空万里的秋天。窗外灿烂的阳光穿过杨柳的浓荫，射
来一层层淡烟般的光雾！多么好的天气呵！我怀着无限欢悦和爽朗的心情，来给我的久违的
小朋友们写这一封信。
这一夏天，我没有给你们写过一个字，但是我知道全国有许多小朋友，在祖国的山巅海
隅过着夏令营的生活，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知识。其他的小朋友也在此长期的休假中，
做了些有益的户外活动或游戏，看了些长篇的小说或读物。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小朋友假
期生活中的一切，都使我满意、欢喜。
“四人帮”打倒了之后，在小朋友们的学习生活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你们不但努力学
习，还养成了爱看课外书籍的习惯，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但同时我也觉察到有的小朋友比
较重视读书而忽视体育，个别的还把文化学习和体育运动对立了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应该
的。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你的身体柔弱，无论你书读得多好，学问多深，将来工作
起来也没有精力。处顺境时既会感到力不从心，处逆境时更会感到消沉颓丧，这对于现在我
国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大好形势，是极不相宜的。
我不妨把我自己少年时代关于看书和室外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说给小朋友们听听。
我从小是在山边海隅长大的，在山路上骑马或在浅海上划船，都给我以最大的快乐。就
感到和大自然接触，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的阳光下，总使人心胸开朗，精神振奋，学习起
来头脑也加倍清醒，学得快也记得牢。但在风晨雨夕，我出不去的时候，就关起门来找书
看。那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多少儿童读物，我在大人书架上所能找到的小说，就是《三国演
义》、《水浒传》以及英国作家迭更斯写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述》，等等。我一口气看
了下去，坐久了，眼力用多了，就觉得精神恍惚、天地异色！特别是看到书中人物受折磨、
受苦难的时候，如《水浒》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块肉余生述》中，孤儿大卫受到后
父凌虐的一段等等，我就伤感抑郁，不能自已。这时候，我就赶紧放下书本，跑到户外去，
让天上的雨丝风片，来洗掉吹散我的愁绪，来恢复我的精神。
小朋友比我小时幸福多了，你们现在不但有许许多多的儿童读物，可供你们翻阅，而且
也不像我小时没有过学校生活以前，只能单独地在户外活动。你们在学校里的体育课是集体
活动，可以训练整齐严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班际、校际比赛中还可以培养出团结合作，
勤学苦练的良好作风。这巨大的效果，在二十年后，你们做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时，
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那时你们就会满意地说：亏得我们小时候，积极参加了健康有益的活
动，使得我们胜利地对抗了资产阶级的东西，锻炼了意志，坚持了学习，才有这么多的精
力，来为人民作出应有贡献！
话就讲到这里吧，祝小朋友们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
我这一生中，没有在上海呆过多久，但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因为它的一切都
和我心幕上的亲爱的人的面庞，联系在一起！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曾跟着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住过上海的昌寿里。
这昌寿里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么地区，但那两楼两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
高的大门，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区，是冒险家的乐园，街市旅馆，喧闹不堪。我记得一九三六年
我再次赴美，从上海上船，这时我住在新亚饭店，因为这间饭店，曾划出一层楼来，专给不
打牌，不摆酒的客人居住，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难能可贵的！我给这饭店题签名本时，曾写
着说，“因为有了新亚饭店，使我不怕再经过上海”。
也就是这时候，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在他家里做了极好的福建菜，给我饯行，就在这
次的席上，我会见了我所尊重而未见过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话说回来吧，一九二七年，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工作，测量局在华界，我们的家就
住在徐家汇，和父亲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时我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只在年假暑
假，才回到上海去。这时期，也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
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只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汇家里，会见了我的小弟弟的朋
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这是我和他们结交的开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亲在上海逝世了。我们议定不把她的遗骨运回福州，而把她
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抗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北平逝世，解放后他的遗骨也和母亲安葬在一
起），因为：“上海是中途，无论我们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国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
参拜。”现在听说虹桥公墓已经迁徙，父母亲的遗骨也不知道迁到哪里，但是我的心却仍旧
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
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它是整齐，宁静，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庄严！我
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