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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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
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
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
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
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
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
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
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
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
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
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
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
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
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
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
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
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
诗，一面是胡藉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
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
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
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
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
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
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
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
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
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
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
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
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
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
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
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在“四人
帮”疯狂迫害下，我们的第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
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
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一九五三年在我写的《陶奇的暑期日记》那篇小说里，在七月二十九
日那一段，就写到陶奇和她的表妹小秋看《龙须沟》影片后的一段对话，那实际就是我的大
女儿和小女儿的一段对话：
去搂着她，劝她说：“你知道吧？这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后来不是龙须沟都修好了，人民日子都好过了吗？我们永远不会再过那种苦日子了。”
小秋点了点头，说：“可是二妞子已经死了，她什么好事情都没有看见！”我心里也难
受得很。
二十五年以后，我的小女儿，重看了《龙须沟》这部电影，不知不觉地又重说了她小时
候说过的话：“‘四人帮’打倒了，我们第二次解放了，可惜舒伯伯看不见了！”这一次我
的大女儿并没有过去搂着她，而是擦着眼泪，各自低头走开了！
在刚开过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看到了许多活着而病残的文艺界朋友，我的脑中
也浮现了许多死去的文艺界朋友——尤其是老舍。老舍若是在世，他一定会作出揭发“四人
帮”的义正词严淋漓酣畅的发言。可惜他死了！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一个“人民艺术
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
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个侧面投射出一股光柱，许多股光柱合在一起，才能映现
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为老舍的不幸逝世而流下悲愤的眼泪的，决不止是老舍的老朋友、
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老舍若是不死，他还会写出比《宝船》、《青蛙骑士》更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热爱儿童，就是热爱着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在党中央向科学文化进
军的伟大号召下，他会更以百倍的热情为儿童写作的。
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也挽救了文艺界，使我能在十二年之后，终于写出了
这篇悼念老舍先生的文章。如今是大地回春，百花齐放。我的才具比老舍先生差远了，但是
我还活着，我将效法他辛勤劳动的榜样，以一颗热爱儿童的心，为本世纪之末的四个现代化
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努力写出一点有益于他们的东西！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戏剧》１９７８年第７期，后收入《晚晴集》。）
“咱们的五个孩子”成长起来了去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同山带着他弟弟妹妹们，来到我
家看望我，他们就是我在十六年前曾经采访报道过的五个孤儿。他们的来到很使我高兴，也
勾起我的许多回忆、思绪。
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北京崇文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五个兄妹由于父母相继
病逝，成了孤儿。那时最大的才有十五岁，最小的才三岁。街道办事处即刻担起了抚养孤儿
的责任，他们郑重地委托孩子同院的大婶大妈和学校里的老师，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学习和
生活，一切费用全由国家供给。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的报纸先后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来
自全国的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这五个孤儿的住处；还有更多的人，
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少先队员去到他们家里，帮助他们学习，做家务等等……
当时，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去访问了北京崇文区的街道办事处、服务站，以及这五个
孩子居住、工作和学习的大院、工厂、学校和幼儿园。我见到了照顾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人
们，我也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在服务站里
服务站的站长陈玉珍笑着对我说：“那天，我开会回来就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
着收的几件棉衣活，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们的，是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
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制的。一提起
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
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的人们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
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前几天，我就跑到他
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春节里要让孩子们穿得
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
等我回到站，告诉大家这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有，就都忙起来，一个人
洗，五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街道干部
街道办事处干部田迈琴，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告诉
我，“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
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
里就摆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
来了。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了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
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
不幸在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因患胆囊炎，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高血压病，先后去世了。突然
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的，悲痛而惊惶！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
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
了，送来了人民币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委托办事处的同志经
常照顾这几个孩子。
“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们免费上
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还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和其
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
“十五岁的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的生活担子，感到手忙脚乱。他
认为照顾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工作。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
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
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当工人，分配到
一个东郊的工厂，后来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设法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
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劳动模范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
劲。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
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
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回家。她给同义
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田大婶
和这五个孩子住同院的田淑英大婶，与孩子们的父母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的交情，
她对我讲述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
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我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
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
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
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那里。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
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