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2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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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过两三个月，它就会长得圆墩墩地果红叶绿，然后取出栽在盆里，送到市上去。老把式
张老汉在修整的时候，左右端相着花枝，一面微笑着说：“这东西不过是个玩意儿，就是红
得好看。到了新年，和淡黄的腊梅，雪白的水仙摆在一起，香的香，红的红，才有意思
呢！”
山虎子不过是我参加修剪的一种。当我看到人民大会堂台上一盆盆鲜艳的一品红和葱绿
的凤尾草，还有公共场所和人家案头数不尽的万紫千红，我总会想到那几个霜冻的夜晚，多
少男女队员，在蒙蒙的冷雾中，清寒的月光下，赶忙地抬盆、上门、盖席……清澈而隐约的
笑声，至今还在我耳中荡漾。今天北京城里撒满了你们劳动的果实，养花的人们，你们也该
在快慰的心情中好好地休息游玩一天了！
但是我的那些小演员朋友们，是不愿休息的。为着万千观众的快乐，他们今天更是精神
抖擞地袍笏登场，贡献出更硬的戏码，更拿手的节目。我想到他们的排演场，他们的细心教
导的老师，也想到可爱的他们自己。我不但想到中国和北京戏曲学校，也想到了北京市河北
梆子剧团的学习班。这是戏剧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我虽然错过了在台下看他们演戏的机
会，却访问过他们的学习班，会到了李桂云团长。她对我谈了许多河北梆子冷落辛酸的过
去，她衷心地感谢党对于这个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的培养，她并为这些来自农村勤学苦练的
学生们自豪。在李团长亲自按拍之下，我听到了李秀芬和小刘玉玲的清唱，我第一次感到河
北梆子的腔调，真是高亢激昂，所谓“余音绕梁”者，我算是有了体会。我还看到王淑慧搬
“朝天镫”稳稳慢慢地三起三落。这学习班对于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我从她们唱做的表
演里，看出来了。
两年来，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之中，我所提到的北京的一些花农和小演员，只不过是
我们人民中极小的一部分，在全国还有数不尽的养花的人和文艺工作者，还有千千万万不同
岗位的人们。我们都是在一只大船上做着不同的工作的水手。这只大船在以毛主席为舵手的
驾驶下，已经渡过了许多曲折的危礁与浅滩，向着无边的幸福海洋稳速地前进。东风起自红
日初升的天末，愈吹愈紧，我们船上飘起耀眼的红旗，衬着万顷的绿波，是何等地庄严，何
等地美丽！在我们的万里航程上，虽然不断地有迎面扑来的浪涛，却都被我们的高巍坚锐的
船头，劈成两片颓墙，又散掷成飞溅的浪花，落到水面变成无声的泡沫……
挂起来吧！桅杆上的花串！唱起来吧，舱面上的歌声！我们乘风破浪的大船，已经如飞
地驶进了光彩辉煌的六十年代。
我们感谢你们挂花唱曲的同工者，我们更要一同地歌颂我们的舵手！像蜜蜂一样劳动的
人们
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我们的焕然一新的首都，处处都栽上绿树，种上鲜
花，把高大的楼台，宽阔的街道，衬托得更加美丽。同时，在我们把五色缤纷、芬芳袭人的
花束，捧上到我们亲爱的领导者们的手里、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的手里、到为祖国的建
设尽过最大的力量的英雄们手里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些尽情地表达我们感谢欢迎的热诚的花
朵，也永远会感念着那些为栽培这些花朵而辛勤劳动的人们。
我自己，早就热望去访问北京近郊的花农。
有一次，我在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社长股维臣同志的报告里，听他提到说这公社里还
有园艺队，养花育苗，供应首都的需要。丰台种花，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自从北京成了中
国的首都，丰台就有了一班为美化皇帝的宫廷和王公大臣的园苑而服务的花农，而现在这些
花农，也得到了解放，他们是满怀乐意干劲冲天地为美化绿化人民的首都服务了。
最近，我在樊家村花队住了几天，这几天我过的是最难忘的“如入芝兰之室”的生活！
我应当怎样地描写这园艺队的生活呢？我的回忆像清泉一般，遍地喷溢！我只能说：这
里是花天花地，而园艺队的队员们，就是像蜜蜂一样、辛勤而热闹地在花里劳动的人们！
几个花队，大部都在５１路汽车线上，这路公共汽车，就在这公社范围内穿行。公路两
旁，除了整齐的绿树之外，还种着两行鲜红的鸡冠花，对过往的客人，自豪地说出这段公路
的特色。
总起来说，这几个花队，占地一千七百多亩，鲜花五十多万盆，三百多种（黄土岗花
队，专种茉莉花，有一万七千多盆），至于苗圃里的树苗，正如郑王坟苗圃队的佟队长所说
的，“数也数不清的了！”我开始还在追问大概的数目，等到自己下地一看，才知道，在一
棵树挪走以后，坑里的原根上就会长出百十来条或者更多的新枝来，在郑王坟六百亩的苗圃
地上，往少里说，也有几百万棵吧，这是多么可惊可喜的数字呵！
我到樊家村花队队部的那一天，门外院里闹哄哄地，许多木工正在做看花洞上用的窗
架，地上堆满了一根一根的大木材，旁边还放着一箱一箱从外埠运来的大片玻璃。在敞开的
花洞内外，人来车往，有两人抬一大盆花的，一人抱一盆花的，一人挑两盆花的，两人推着
拉着一车花的，一人推着一车花的……香喷喷、颤悠悠地全往花洞里送。那两天，队员们密
切地倾听着霜冻的广播，砌花洞的砌花洞，编席子的编席子，安窗户的安窗户，抬花的抬
花……真是比蜜蜂还忙。
我呢，我挑了个最轻省，又能一边干活一边和“老把式”们闲谈的工作，就是跟着他们
“抹”、“屯”山虎子。
山虎子是一种盆栽的、橙红色的小圆果子，春节的时候，摆在屋里，果红叶绿，和腊
梅、水仙衬托在一起，是十分夺目的。初冬时节，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抹”去也就是前去
上端的枝子，留下圆圆的一圈短枝，然后在根土上蘸上水，紧紧地一棵挨一棵地用土掩埋在
花洞的地下。过了几个月，它的绿叶和红果，就会圆墩墩地长起，那时可以挪到盆里，送到
花市上去了。
那两天，从早到晚，我们“抹”了总有上千棵的山虎子。
这座花洞南边的短墙还没砌上，窗户也没有安上，早晚阳光不强的时候，还是有点冷。
同时我的技术也不熟练，手指上还让花剪磨去了一块皮，但是我劳动的环境和同伴是多么可
爱呵！这花洞的前面，是一片玫瑰花地，这花除了本国种之外，还有德国种、日本种、美国
种……一共有二十多种。颜色有大红的、浅红的、黄的、白的，还有一种叫做“变色黄”
的，花瓣的外面是红的，里面是黄的，十分鲜艳。正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下浮动着浓郁的花
香，放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从我们座前走过，看见剪下的枝上还缀着红丹丹的果子时，就
争着过来摘下放在书包里，这时已是打点时候，我们要去吃饭了。
剪枝的时候，我总坐在张琳老头旁边，他给了我一把小花剪，又教给我怎样剪。他拿起
一棵山虎子来，像雕刻家审看他的素材似的，端相了一下，就嘎吱嘎吱地很快地将这剪成秃
秃的圆圆的一球，然后放在一边，立刻又拿起第二棵来，他的动作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的
流畅的谈锋。张琳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了，关于丰台种花的掌故，他可知道得多了！他一面剪
一面说：“现在我们队的草花地，就是治贝子的。那时他们随便收用老百姓的地，一大块地
只给几两银子，老百姓可受苦啦，像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在北京大宅门里当花匠，我的父亲
就在庆王府呆过。我自己十五岁以前还上过私塾，以后上不起了也就学了种花。在日本人来
以前，花房的生意已经渐渐地衰落下来，日本人来了，卖花的钱连买粮食都不够，大家索性
都不种花了，把花地都种了菜。”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我们
这里的水土就是适宜于种花。在纪家庙那边还有花神庙，大概是道光年间修的吧，前殿供的
是花神，两厢还挂着有花谱。日本人来的时候，说是厢房里有民团藏的机关枪，放起一把火
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
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
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从我和社员们的闲谈里，我深刻地体会到种花育苗，不但大有学问，而且是极其细致极
其辛勤的工作，黄土岗茉莉花队刘镇海队长的谈话，就给我以最深切的感受！
我们是在熏房里遇到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黄色的衬衣，袖子卷得高高地，汗流满
面的脸上，充满了热烈的表情。他带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茉莉花架。在阳光下，细小的繁
叶，发出绿油油的光。千万朵含苞的花里，散溢着扑面的浓香。他笑着说：“这熏房热吧？
我们需要和广东一样的九十多度的气候呵。这些花，在春节过后，用稻草包好，从广东运
来，到了我们这里，先进冷洞。”他指着熏房前面的一排花洞，“慢慢地再搬到熏房里的炕
上来，炕底下有火，把花熏开了，摘下花，再慢慢地向前挪，挪到架上的阳光底下，然后再
回到冷洞里去。这样，每年可以摘到五次花——屋内两次，屋外三次，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叶
公司去……”
我们说：“你们是终年辛苦了，这工作真不简单呵。”他笑了一笑：“养花的工作，最
要紧的是水，火，风。浇水要及时，太干了不好，太潮了也不行。”他用手指弹着花盆，
“听着花盆的声音，如果声音是沉重的，土里就存着水，如果声音显得空洞，就是土干了，
赶紧就得浇水。说到屋里的热度，我们感觉惯了，一进门就知道温度是多高。还有空气的流
通，也是十分要紧的……”说着，他把我们引到门外，在清冷的空气里，觉得顿然凉爽了。
我们拦住他说：“外面冷，你先穿上衣服吧。”他摇摇头笑说：“惯了，我从小就当花匠，
出来进去的，不当回事了。”他带我们走过好几处的熏房和冷洞，他说：“这些都是公社化
以后新盖的。原有的几间，是黄土岗有名的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我从前就在他的花厂里当
长工。
土改以后，我们把他的花厂没收了。我们那时候还在种菜，拿到花厂以后，我们说：我
们有了人又有了厂，索性干起来吧……”说着已经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就在一处熏
房外间的一角。这时有两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叫着爸爸从门外扑到他的身旁。他一面张
罗着让我们喝水，一面笑说：
“这俩是我的闺女，大的才五岁，人手缺乏的时候，也会帮着摘花了。”我们热得有点
渴了，一面贪婪地喝着清甜的热水，一面问起他的家庭，他的脸上兴奋起来了。“我不是本
地人，六岁时，我父亲从固安县逃荒，一个挑子把我挑来的，十三岁起就做了赵泉的长工，
在熏房里从黑早干到晚，一年才拿到六块钱。穿的当然没有了，吃的呢，臭的烂的，他给什
么就得吃什么。不干吧，往哪里走呢？赵泉就有这本事，他压着叫这里所有的花厂都给和他
一样的工钱。他的儿子是保长，直眉瞪眼地，腰里挎着手枪，老百姓哪个不恨他……一九四
九年，黄土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解放”这两个字像春雷一般，从他欢喜的声音里响
了出来。“土改了，赵泉被法办了，我分到了三间瓦房，三四亩地。我和我们的殷维臣社
长，八户人，建立了黄土岗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我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一岁了……”他
怜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她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吃苦？要说今天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毛主
席不是说过让全世界人都吃上饭？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每年有五六百块钱的进款，比从前不
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队员们哪个不是干劲冲天？从前只管六百盆花的，现在都能管到
八百盆了。现在我们有了三百多间熏房和冷洞，一万七千多盆花，三十几个队员，……将来
呢？”他说到这里豪迈地笑了一笑。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
回忆起那几天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像天际远帆似地发着闪闪的银光的人，决不止刘
镇海队长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