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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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候，我也得到，不是肺结核，而是肺气枝涨大，过劳或操心，都会发作——因此我童年

时代记忆所及的母亲，是个极温柔，极安静的女人，不是作活计，就是看书，她的生活是非

常恬淡的。

虽然母亲说过，我在会吐奶的时候，就吐过血，而在我的童年时代，并不曾发作过，我

也不记得我那时生过什么大病，身体也好，精神也活泼，于是那七八年山陬海隅的生活，我

多半是父亲的孩子，而少半是母亲的女儿！

在我以先，母亲生过两个哥哥，都是一生下就夭折了，我的底下，还死去一个妹妹。我

的大弟弟，比我小六岁。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

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近海

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围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

没有搽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

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

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

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

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

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

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

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

女性。

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

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

一沙一沫，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飘浮了起

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去！童稚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

到怔忡。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使我莫

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

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

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

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

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

《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

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须生，花脸，黑头的戏。

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淘气，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

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在磁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终篇，因为我的兴

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

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公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

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

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旗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

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么？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

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

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我也常得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如萨镇冰先

生，黄赞侯先生——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上将——他们都是极严肃，同时又极慈蔼，

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他们也作诗，同父亲常常唱和，他们这一班人是当时文人所称

为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学父亲，学父亲的的这些好友，并不曾

想到我的“性”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

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十一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

变。我也不能不感谢这个转变！十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

的女人，心理也许就不会健全。因着这个转变，我才渐渐的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里，而

开始我的少女时期了。

童年的印象和事实，遗留在我的性格上的，第一是我对于人生态度的严肃，我喜欢整

齐，纪律，清洁的生活，我怕看怕听放诞，散漫，松懈的一切。

第二是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

阔之中。因此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城居，怕应酬，我没有城市的嗜好。

第三是我不喜欢穿鲜艳颜色的衣服，我喜欢的是黑色，蓝色，灰色，白色。有时母亲也

勉强我穿过一两次稍为鲜艳的衣服，我总觉得很忸怩，很不自然，穿上立刻就要脱去，关于

这一点，我觉得完全是习惯的关系，其实在美好的品味之下，少女爱好天然，是应该“打

扮”的！

第四是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

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母亲常说这是“任性”之一种，不能成为“伟大”的人

格。

第五是我一生对于军人普遍的尊敬，军人在我心中是高尚，勇敢，纪律的结晶。关系军

队的一切，我也都感到兴趣。

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

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宝爱生命，

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他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

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

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

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

日，歌乐山。

这篇文章是我四十年前在重庆写的。那时我的学生李曼瑰正在编一种妇女刊物，她给我

出了这个题目。因为当时常有人要我“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说些不愿意说的话，见些不愿意

见的人”，而我却很难勉强我自己那样做，我就借这机会发挥了我的意见。写过以后我就把

这篇《我的童年》忘得干干净净！这次卓如同志替《新文学史料丛书》编我的《记事珠》，

又从重庆的刊物上抄了出来，我读了如见故人。因为这篇短文里的末一句有：“我不但常常

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当《父母必读》的编辑来向我索稿的

时候，我只好拿这篇旧作来塞责。不知对四十年后的父母，有没有参考的价值？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命

莫非你冷，你怎秋叶似的颤抖；这里风凉，

待我慢慢拉着你走。你看天空多么清灵，这滴滴皎洁的春星；新月眉儿似的秀莹，

你头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你看灯彩多么美妙，纺窗内透出桔色的温柔；

这还不给你一些儿温暖？

纵然你有海样的深愁。看温情到了你指尖，看微笑到了你唇边——

你觉得生命投到你怀里不？

你寻找了这许多年。

一九四二年春月，歌乐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妇女新运》第４卷第９期。）关于自传

蓬子先生来信叫我为《文坛》写稿，并说最好能作一小传，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何从说

起。十年前就有书店约我写自传，我没有答应，我觉得我这个人并没有写自传的资格。

“若有其事”的写了出来，未免令人笑话，而且我的生命中，也没有什么太与别人不同

的地方。还有，我总觉得以自己来叙述自己，描写自己，主观的情感奔放之余，不免有两种

危险：一种是意识的不忠实，一种是下意识的夸大，这两种毛病都会减少文字上的真和美。

六年前冬季，我在伦敦，找房子住，天天看广告。有一次看到一条广告，说是有一间广

大的卧房，带有浴室，后面对街一个Ｂａｃｋｇａｒｄｅｎ。这Ｂａｃｋｇａｒｄｅｎ译出

来，就是“后花园”，至少也会像北平的“后院”，我欣然立刻去看，一看之下，大失所

望。原来我意想中以为是“后花园”的，不过是一块豆腐干大的污湿的草地，用篱笆围了起

来，篱前放着鸡笼和狗屋！

下午到女作家乌福女士（吴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处吃茶，无意中提起

这个笑话，我说，“我们中国的后花园，是可以‘订终身’的地方。再不济也有一个亭子，

几盆花草，几根树。比如我们老家的后花园，在故家中，算是很小的，却也比我今天所看的

大到几百倍……”她也大笑。从那里我们就说中国的园林，中国的岁时节序，中国大家庭的

种种风俗习惯，说到我的祖父，我的童年……她忽然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自传，把这些

都详细的描写下来，这对于我们外国人，一定是很有价值的。你赶紧写，我替你翻译。”我

谢了她，说：

“难得你如此热心，我回国后就开始，希望你不厌烦才好。”

我回国后不到一个星期，中日战事就爆发了。在迁徙流离之中，我始终找不到写长篇文

字的时间。去年夏天又得到了乌福女士自杀的消息，写自传的兴趣，也就减到零度。

不过和几个学优生学、社会学的朋友谈起，他们仍是鼓励我写，他们说一个人的遗传和

环境，和他个人的理想与成就，是有种可寻迹的关系的，客观地写了出来，无论好坏，都有

历史上的价值。我想想倒也不错，我是生在庚子年后，中国的一切，都有极大的转变，假若

只把自己当做一条线索，来联络起四十年来周围一切的事实，也许可以使后人在历史之外，

得到一个更生动更详尽的参考。而且在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描写之中，也许使“渺小”的我，

敢于下笔。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一则在抗战期间，故乡隔绝，许多有关的文献都找不

到——例如祖父和父亲的年谱——二则有些朋友预先断定到这本自传的失败，说是关于有些

事件，也许不会写得太详细，太忠实，不过我仍想尝试，也许等到文献易于收集，同时自己

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能够更从容，更准确更客观的写了下来，使人知道在抗战以前四十

年中一个小小生命的社会背景。

因着蓬子先生的来稿，特自述我的愿望如上。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夜，歌乐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坛》１９４２年５月第３期。）《蜀道难》序

《蜀道难》是西南联大教授罗莘田先生，在民国三十年五月至八月，自云南昆明至四川

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他的游伴有梅月涵校长和郑毅生教授。行期三个月，所用的交

通工具有九种，参观的学术机关十余处，会到的老友新交更是不计其数。无怪他写来洒洒七

八万言，有声有色了。

我和罗莘田先生熟识，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秋日。那年我们自北平南下，罗太太托我们带

几套寒衣，到了昆明，把寒衣送出，罗先生就同陈雪屏先生来访。文藻和罗先生是旧友重

逢，当然高兴，那天谈话相当的多，我才得机会充分领教罗先生的言论丰采。自那时起我们

过往很密，能够把罗先生加在我们知友的名单上，我觉得是非常荣幸。

罗先生是北平人，充满着燕赵的气息：诚恳，忠直，富于正义感，同时三十多年的读

书，又把他造成一个纯粹的学者。恬淡洒落，霁月光风。同文藻谈起文字语言来，若非有人

制止，他可以达旦不寐，和我提到诗词歌曲，也是眉飞色舞，有时还引吭高歌，大有“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