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1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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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
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
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
辉煌的圣诞树!
回来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
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
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
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
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
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
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
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的就
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
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
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的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
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
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的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
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
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
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
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
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
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
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
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
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
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
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
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
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
……”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
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
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
曾珍重的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
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
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
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动,成了她的儿子们的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
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造成了,
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
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
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
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
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
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男士,后收入《关于女人》。)我的教师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
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
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然后知
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塾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
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裕
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
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
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
“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
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
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
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她善用臂喻;我们每每因着譬
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堂自己
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
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的问我道:
“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数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
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软款温柔的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
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的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
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曾学过的,很有退班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
天匀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的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
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的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
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
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
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
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
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
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的做着;我成了同
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
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算术以后,母亲觉得对
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女士
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
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算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
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
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
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
拿,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
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了我和我的礼
物,不觉嫣然的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
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课室里,嘴里不自觉的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
感。
因着补习算术,我和她对面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
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稳
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
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值,出神的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
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个愿意听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
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
男子,配作T女士的丈夫,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
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
我们对于T女士的追求者,一律的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
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如“癞哈蟆”、
“双料癞哈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或是
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
就三五成群的哄哄笑着,昂然走过。
T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
书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于婚姻问题不感
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老人,
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
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
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
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我们都用很厚
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
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