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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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侠义小说,本是一种民间文学,其传统为当场演说,后经名人润色,得成为文学名著。《三国》、《水浒》,无不如此。
清朝的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也不失为优秀之作。前者系艺人石玉崑讲稿,经学者俞樾重编。后之作者文康,也是深习此道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有浓重的评书韵味。后来也不断有作者,向这方面努力,号称通俗小说。以上作品,都是为了适应文化较低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促进身心健康的读物。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中学时,读了一部《韩非子集解》,能够记得的词句有: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侠。后来听说《史记》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游侠,是因为司马迁感时伤世,借题发挥自身的愤懑,也找来读过了。并见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我想,现在社会里,不会有武侠小说里的那种人物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唐·吉诃德式的了。
1985年5月9日
小说与批评
这里说的批评,不是当前的批评,是指金圣叹那种文字,也可以叫做评点或批点。
金圣叹以批西厢和水浒,名声大噪,还要批杜诗,没有卒业,就“无意中得之”地掉了脑袋。
世界上的事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人,弄了点什么名堂,就忽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金圣叹并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著作,可就是在这两本书上,东拉西扯地批点了一阵,就出了大名,成为“批点文学”的祖师。
有人说是他选择的书好,书是名著,批点自然也容易出名,是附骥尾的玩意儿。其实不然。这两本书,在金圣叹之前之后,都有不少人批点过,别人的名声都没有他大,可见他还是不同一般,有独到之处的。
说金圣叹是什么才子,当然不一定就恰当,如果说他是一个批点能手,也不能轻易否定。
金圣叹原姓张,“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看来,他的八股文,起码是做得不错的,但比较怪诞。怪诞之文,考秀才不太合适,但拿来批点小说,就别有意思,无怪出名了。
我们从他批点的两部书看,金圣叹的批点,至少有下面几个特点:
一、八股文的程式很熟练。
二、各种游戏文字,做得也得心应手。
三、《左传》、《史记》,以及佛教经典,确实认真读过,并从他的认识角度,有所领悟。
四、对于社会生活,人情风俗,世态炎凉,他确实用心观察过,并有切身体会。在批点小说时,触景生情,随事生发,是对小说的批评,也是对现实的揭示。把对社会生活,和对现实的感受,发挥到对小说内容、小说人物的批点中,是金圣叹的特色所在。
五、对文字语言方面的知识,对文章的取舍、剪裁、简练、通达,等等要领,还是懂得的,他的思路也活泼,手头也来得。
中国人读书办法很多,花招也不少。到了明朝,随着选家的兴起,在历代学者的注疏、正义、详解、集释之外,又发明了评点。先是用于时文墨卷,后来及于戏曲小说。评点简直成了读书人的一种学问,一种享受,一种癖好。因此金圣叹的别具风格的批点一出来,就成为这一方面的宠儿。
要说金圣叹在这些小聪明,小玩意,小技巧之外,还有什么更大更多的东西,也不可能。他没有什么进步的博大的思想,他的局限性很大,他所有的,只是当时士子的思想,或者说是不太得意的士子的思想。他更没有抗清复明的或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思想,他把这两个人视为流寇,深恶痛绝,他的被杀头,原来是个冤案。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晏驾,哀诏传到了姑苏,那里的官僚们举行“哭临”。一群秀才为了驱逐一个征粮苛毒的县官,在文庙集众“哭庙”。当地巡抚以为是抗粮,是聚众闹事,震惊了先帝之灵,上疏朝廷,文致其罪,酿成大狱。十几名士子弃市,财产籍没,家属充军。
金圣叹并不是第一次被捕的,是后来牵连进去的,所以有“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之语。当他初被逮至公堂时,“夹两夹,杖三十,圣叹口呼先帝,大人怒曰: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
掌二十,下之狱。”这时康熙皇帝已经继位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好心,高呼万岁,却不慎把名字喊错了一样,立时定为“现行反革命”。
以上史实、引文,都见于《哭庙纪略》这本小书。
老实说,金圣叹有些批语,是很有味道的,真可为读者助兴。例如《水浒传》林冲火并那一段,他批道:“不是威胁,不是势利,不是小恩小惠,写出英雄泰山岩岩之象。”就对人很有启发。
读古书,没有注读不懂,但必须是学者的注,否则不如白文。面壁十年,白文在案,潜心默记,直至彻悟,终身不忘。自然不失为读书之一法,就是太苦了些。
至于读小说曲本,批注之有无,无关宏旨,自己领会最好。不过像金圣叹这样的批点,还是可以保留。能做这种“学问”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1985年5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芸斋断简
我读过的中篇小说
鲁迅很注意把国外优秀的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就翻译过像《表》这样的中篇童话。在他所主持的《译文》上还登载过曹靖华译的《远方》,也是中篇。同译者所译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也是中篇,也是鲁迅介绍出版的。我们在抗日战争年代,因为缺少读物,曾油印一次,对大家还是很有好处的。
我读的外国小说很少,近十几年,读不到新的译作,不知国外有什么新的好的中篇产生。就我所读过的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梅里美的《卡尔曼》,果戈理的《布尔巴》,契诃夫的《草原》,这都是公认的名著,各有各的风格,能找来参考,总是好的吧。
读书,各人的爱好不同,有人喜欢读短篇,有人喜欢读长篇,但就有日常工作的人来说,中篇小说却是最适合的读物,一可不需要很长时间,携带也方便;二可得到较完整的艺术欣赏,也不会弄得太疲劳的。
当然,现在有些青年,一个晚上,躺在床铺上,就能读完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然后把书往床铺下面一扔,酣然入睡,中篇小说,恐怕就不是他所爱好的了。
1977年8月25日
我写过的电影脚本
四月八日夜,梦携眷远行,宿旅舍,与老母对话,内心感伤,及醒,泪挂眼角。开灯吸烟,却忽然想到与茅盾同志有关的一件小事:
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相熟的一位电影导演,要我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当时我正在青年,对这种洋玩艺也跃跃欲试,就把我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
就是把内容统一,把故事连贯,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另写篇章。弄成以后,剪贴抄录在一本旧公文纸簿之上。
过了很长时间接到那位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同志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同志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他并把另一位同志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
脚本封面,有茅盾同志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
但那写在另纸上的意见,却没有见到。另一位同志的指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份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
“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
1981年4月9日
删掉的忠告
我常常考虑到作家修身的问题。人们习惯认为文人的不幸和招祸,在于文字,其实细察历史,并不尽然。文人遭难,有的因为贫苦疾病,有的因为权大势重,有的因为依附不当,有的因为行为不端。毁于文字者十之三,毁于立身者十之七。
其中自有仁人志士,垂名千古,确也有很多无辜者,甚至是想不到的飞灾横祸。查历代文字狱档案,其所谓文字狱,其直接起因,往往并非文字,而是因为别的事引到文字上,好加罪名。因此,在待人接物之间,出入进退之间,要留有余地,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应该读一些文学史的书,知道行文要注意以外,还要留心其他方面的事。同行之间,与其亲热,莫若疏远一些,对于批评家的言论,说你好或说你坏,不要过于认真,因为他们的话是靠不住,是要常常改变的。有些讨论会,也不要那么热心,因为有些问题,已经讨论多少次,多少年了,总听不到有什么新的意见。节省一些时间和精力,多回几次老家,和乡亲们谈谈,对创作才真正有利。
以上都是题外的话,你可能听得厌烦了。很多事情,正像鲁迅说的,在你没有经历之前,说多少也难领会其要义;在你经历之后,再说多少,也就没用了。
1982年9月30日
裁下的半截信
前些日子,我读了你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我坦率地说,我不大喜欢那篇小说,我以为这种写法,不能发挥你之所长。那篇小说,写的是市民吧。我说那个老人的性格不统一,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不突出,不完整。或者说性格复杂。把人物性格写得复杂一些,不要写得那么单纯,也可能是你在这篇作品中着意追求之点。
目前,有人说我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是在教训别人,或是要别人按照我的主张去写作,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
“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
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卅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
另外,有人主张:一个作家要有几副笔墨。从我学习文学以来,就认为一个作家只能有一副笔墨,比如曹雪芹的笔墨,施耐庵的笔墨。如果都有几副,还怎样去区别作家和作品?他们的作品,岂不成了赶时髦、追风尚、百货杂陈的商店了吗?
有的作家,写了几篇小说,便自以为也是理论家,这是会自误误人的。为这种理论所指导,他们的作品,日见单薄空虚,很快就会出现胡编乱造的东西了。
1982年10月14日清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文学期刊的封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