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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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情,如不设身处地,为逝去者着想,更难得其要领。
单就小说而言,自然是鲁迅初期的创作,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时代的脉搏相呼应。但如就杂文而言,则鲁迅死前之一日,其作品仍为革命文艺中最现实的。他的心,他的血液,正接连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呼吸。他的一言一动,成为那一时代,对青年最有号召力、吸引力的号角之声。这一点,就是当时的革命作家,也都甘拜下风,尊为前导,后之来者,就不用多谈了。
现在,有些人对鲁迅的作品,抱冷漠态度,这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十年动乱,把鲁迅奉为主神的陪坐之神,强拉知己,无限制地印刷其著作,并乱加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引出反作用,是原因之一。
鲁迅初期的创作,确是勇于借鉴西方的东西,以丰富自己。但是,他的借鉴,是通过外国文学的革命的或进步的内容,涉及其形式与技巧。这一立场,直到他死前,所办《译文》仍为主流。其间着力介绍弱小民族战斗作家之作,是与祖国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的。对于批判现实之作,也多有介绍。总之,以为鲁迅借鉴外国,只是追求创作的“现代化”,那是无稽的瞎子摸象之谈。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并非都是晚年的作品,其中有的还是他早年之作。一个作家的着力点是多方面的,就是他那战斗的主要方向,也不能不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些寓言、讽喻之作,一些看来短小、无意义之作,在每个大作家的文集中,都有录存。因为对作家本人来说,这些作品,仍是关系其一生的重要资料。
鲁迅一生,虽战斗姿态凌厉,但对待文学创作,则非常谦虚谨慎,从未自放狂言,以欺世盗名。
十
近来一些文艺评论,唯心主观的色彩加重了。有些虽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但在文字上,编造名词,乱作安置,把文艺现象,甚至创作规律,说得玄而又玄,令人难以索解。层次呀,结构呀,转化呀,渗透呀。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一两句就可以说清楚。叫他们一说,拐弯抹角,头下脚上,附会牵强,连篇累牍,说个不完。这种文章,貌似很新鲜很洋气,很唬人,拆穿来,除去新名词,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把过去人云亦云的道理,变个说法,变个道道而已。此风已影响到文艺教学,那些讲义,有很多是辞费,使学生越听越糊涂。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经过很长一个过程,我们的文艺理论,才逐渐克服了欧化、生硬、空洞、不通俗、脱离实际种种毛病,现在又有旧病复发之势。再加上哲学思想,逻辑概念上的混乱,有很多文章,实在是叫人读不下去了。
与之相呼应的,是创作上的所谓“现代化”。脱离现实,没有时空观念,动物本能描写,性的潜意识,语言粗野,情景虚幻。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国人是不习惯的。对于现实,对于人生,都不会有好处,却为一些作家所热衷,所追求,为一些评论家所推崇,所赞赏。也不知是何道理。
1985年9月2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风烛庵文学杂记
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改编古典文学,忽视其大部精华,专找那些色情糟粕,并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大作文章。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凡此,都是出于一种“创作思想”:即认为这样写,是可以受到海外的青睐,青少年的爱好,评论家的知音。弄好了,可以成为什么名人,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凡是这种“文艺家”,都是主张中国文艺需要“现代化”的。题材陈腐,思想低下,又要运用现代手法,这真是一种矛盾,一种畸形。
这些年,文艺工作上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导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这种作品的问世,受害的不只是读者、观众,也包含了作者本身。原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写作才能,经不起热浪的冲击,终于顺流而下。有的从好到坏,只有一两年时间。至于出版社,制片厂,如果因此致富,那赚的是昧心钱,如果赶的时机不好,赔了钱,那是报应。文艺评论,应该是帮助作者,步步向上,不应该诱人下水,毁灭作家。
有的作家,还是很年轻,是可以“改邪归正”的。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可以批评,但不要乘机诅咒谩骂他们。有的报刊,前些日子,还在为一些时兴理论、一些热门作品,鼓掌叫好;气候一变,就跺起脚来,高声叫骂。这种自表清白的作法,实在不怎么样。
读书如同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归有光文集》,四部丛刊本,有十二册,不算不厚。但人们经常诵读的不过三四篇。在这三四篇中,《寒花葬志》不过二三百字,却是最实在的作品。所谓实在,就是牵动了作者的真情。因此,所记无一字不实,亦无一字非艺术。
如果文途也像宦途,(实际上,现在文途和宦途,已经很难分了。)急功好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应该安分守己,循资渐进。不图大富大贵,安于温饱小康就可以了。
近年来,颇不喜读文艺作品,特别是文艺评论之类,因其空洞无物,浪费时间,得不到实际的东西。有时甚至觉得:
反不如翻翻手头的小字典,多认识几个字,多知道几条典故。
宋朝印刷术发展,刻书之风很盛,私家著述多能流传。近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厚册,其中保存文献甚多,暇时读一二页,不只识史事,也是读文章。较翻字典,又实惠多矣。
有人说,从事文艺,能否成名,要看机遇。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文艺界既是人间一界,其他界可以有平步青云的人,这一界就没有白日飞升的人?但文字工作,究竟还要有些基础才好。当前的一些现象,例如:小说,就其题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论,可能被人看作是“说梦话”;刊物合一本也卖不出去;出版社,当年就会破产。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却可以成名,刊物却可以照例得到国家补助,维持下去。所有这些,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是遇到了好机会。
所谓机遇,指的是,一个人原来并没有打算从事文艺,后来因为某种机会使他参与了这种工作,年深日久,做出了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读一些作家的传记,会常常遇到这种例子。但就是这些作家,在他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之前,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例如读书、生活等等。
天赐的机遇是没有的,如果有,总是靠不住的。这些年,这种事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了。
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的练武艺,挣功名。
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与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
不受年代、生活的限制,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理想之光的指引和陶冶。如果站在这件艺术品面前,感觉不到这种光辉,受不到陶冶,这样的人是难以从事文艺工作的。
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失去理想,从反映现实,到反映自我;从创造美到创造丑;从单纯到混乱,不只是社会意识的退化,也是作家艺术良知的丧失。
1987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近来,有些作家常常指责领导者、评论家,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很少有人自问,他的“创作”,是不是完全符合艺术规律。
艺术规律,并不像科学上的定律,那样死板,一成不变。
但也并非那么神秘,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前人著述,多道及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故总结之甚难。例如,任何艺术劳作,必先有生活基础及其认识。有生活基础者,不一定有足够认识;有足够认识者,又不一定从事于艺术劳作。
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红楼梦》作者生活和认识的规律,不全同于《水浒传》作者,这是很明显的。
客观对创作的影响,也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间;《静静的顿河》,产生于斯大林时代,很难用政治环境作一般解释。外国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规律,中国的穷而后工也是一种规律。高级宾馆是一种规律,绳床瓦灶也是一种规律。有的文章,纸墨未干,即洛阳纸贵;有的文章,则要束之高阁,藏之名山。
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成功的主要规律。其他方面,可谈可不谈。
某文学期刊,销数下降,不从作品质量着想,却一再更易刊名。更名并不能使订数增加,又用裸体画作封面封底。初尚含蓄,或侧或卧,后来干脆赤身仰卧,纤细无遗。当然,都标明是外国油画,是美术作品。裸体画,也有高下,也有美丑。用到此处,其目的,并非供人欣赏,而是刺激读者眼目,以广招徕。然刊物销数,下降如故。实出乎设计者之意外也。
有人说,这就是“搞活和开放”。我说,美术,用于不当之处,即为亵渎。将来如何开放,也不会家家用两幅裸体女人,代替传统的门神。
年关将近,与某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谈论明年出书赚钱之道。据说办法不多,很多家出版社,又在打《金瓶梅》的主意。然“古本”既有违宪章,不能照印;节本已有“人文”印本,再出亦难。不少人为此,大费脑筋。过去上海有句俗话,除去做金子生意,就是开文艺书店容易赚钱。现在出版社,除去出版此类书籍,竟无其他生财之道,是何故欤?
负责人问计于我。我说:好办。文艺出版社太多,文艺期刊也太多,人浮于事,质差于量。关停并转可也。然此话实等于不说。
书是卖给读书人的。读书人买书,是为了求知识,求长进,必如生活中之菽粟布帛,方为有用。谁家有那么多的闲钱,专买武侠淫乱小说或裸体画片,去装饰书架,教育子女?
即如《金瓶梅》也只能购买一部,哪能屯聚多部,以示富藏?
一些刊物之销路不佳,一些出版社,不从国计民生上着眼,坐吃山空,濒临破产,是不可怪矣。
文艺这一领域,过去,虽曾使许多作家遭殃,然亦曾使一些人发迹。近日仍有一些聪明人,好谈文艺问题。所用口吻,完全变了一个花样,多为文艺界鸣不平,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原其用心,则有仍同以往者。如真以文艺比作殿堂,则过去进来骂神毁佛者多,今日则烧香祷告者众矣。
连日披读《新文学史料》,中国近代作家之命运,可谓惨不忍睹矣。在当时压力下,文人表现的状态,亦千奇百怪。今日观之,实地狱景象。经此惨酷,幸遇升平,仍有人斤斤于过去琐碎之事,观点之异,意气不消,不死不止,至可叹也。
余当戒之矣!然文人好弄笔墨,甚难觉悟也。
余与王任叔,并不熟识。一九五六年春天,余到南方旅行,他也带几个人到南方出差,于南京金陵酒家餐厅相见,后又在上海国际饭店相遇。当时周而复约我们同游黄浦江,王即应约,余以疲劳未去,故未得深谈也。
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读其自传、日记等材料,哀其遭际,叹息久之。
逐期阅读《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茅盾回忆录。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和文艺活动史,也是中国文坛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剪辑。创作方面且不论,其记述理论工作之建设发展,及其背景,我以为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可以总结出经验,并从中得到教益。例如作家深入生活,民族形式的运用,文艺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与政治,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可以从中回顾一下。
阅报,见有人提出“自我调节”的什么主义。读书少,不得其解。细绎其全文,亦不见明确诠释。“发展了的”,我们听得多了,还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了顶峰。什么叫“自我调节”呢?就像自来水开关一样,水流可大可小;要粗就粗,要细就细;或完全封闭,或放大闸门。这样做,还成为一种主义吗?
有人制造新学说,追随者唱和,以为得未曾有,是发展了的文艺理论。有人略表不同意见,加以辩难,即利用职能,组织文章,斥为陈腐、老作风。并于按语中暗示:新学说有利于改革大业云云。
拉大旗,作虎皮,围攻谩骂,这种作风,是新的?是“发展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