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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孙犁散文集-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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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报纸投稿,其利有三:

一为发表快;二为读者面广;三为防止文章拉长。况余初起步时,即视副刊为圣地,高不可攀,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幸事!至老不疲,亦完其初衷,示不忘本之意也。唯投稿副刊,必有三注意:一、了解编辑之立场,趣味;二、不触时忌而能稍砭时弊;三、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书此,以供有志于进军副刊者参考。鲁迅文学事业,起于晨报副刊,迄于申报副刊,及至卧床不起,仍呼家人“拿眼镜来,拿报纸来!”此先贤之行谊,吾辈所应借鉴者也。

1990年11月1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暑期杂记

思念文会

近日,时常想念文会,他逝世已有数年。想打听一下他的家属近状,也遇不到合适的人。

文会少年参军,不久任连队指导员。“文革”后期,我托他办事,已知他当年的连长,任某省军区司令。他如不转到地方工作,生前至少已成副军级无疑。

可惜他因爱好文艺,早早转业,到了地方文艺团体,这不是成全人的所在,他又多兼行政职务,写作上没有什么成绩。

文会进城不久就结了婚,妻子很美。家务事使他分心不小。老母多年卧床不起。因受刺激,文会神经曾一度失常。

文会为人正直热情,有指导员作风。外表粗疏,内心良善,从不存害人之心,即此一点,已属难得。

他常拿稿子叫我看。他的文字通顺,也有表现力。只是在创作上无主见,跟着形势走,出手又慢,常常是还没定稿,形势已变,遂成废品。此例甚多,成为他写作的一个特点。

但他的用心是好的,出发点是真诚的,费力不讨好,也是真的。那时创作,都循正途——即政治,体验,创作。全凭作品影响,成功不易。

今天则有种种捷径,如利用公款,公职,公关,均可使自己早日成名。广交朋友,制造舆论,也可出名。其中高手,则交结权要、名流,然后采取国内外交互哄抬的办法,大出风头。作品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文革”以后,文会时常看望我。我想到他读书不多,曾把发还书中的多种石印本送给他,他也很知爱惜。

文会先得半身不遂,后顽强锻炼,恢复得很好。不久又得病,遂不治,年纪不大,就逝去了。那时我心情不好,也没有写篇文章悼念他。现在却越来越觉得文会是个大好人,这样的朋友,已经很难遇到。

1991年7月23日下午

胡家后代

我从十二岁到十四岁,同母亲、表姐,借住在安国县西门里路南胡姓干娘家。那时胡家长子志贤哥管家,待我很好。

志贤嫂好说好笑,对人也很和善。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俊乔,正在上小学,是胡家最年幼的一代。

天津解放以后,志贤哥曾到我的住处,说俊乔在天津护士学校读书。但她一直没有找过我,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她家时,她年纪小,和我不熟,不愿意来。后来,我事情多,也就把她忘记了。

前几天,有人敲门,是一位老年妇女。进屋坐下以后,她自报姓名胡俊乔,我惊喜地站起来,上前紧紧拉住她的手。

我非常兴奋,问这问那。从她口中得知,她家的老一辈人都去世了,包括她的祖母、父母、叔婶、二姑。我听完颓然坐在椅子上。我想到:那时同住的人,在我家,眼前就剩下了我;在她家,眼前就只剩下她了。她现在已经六十七岁,在某医院工作。

她是来托我办事的。我告诉她,我已经多年不出门,和任何有权的人,都没有来往。我介绍她去找我的儿子,他认识人多一些,看看能不能帮她解决问题。她对我不了解,我找了几本我写的书送给她。

芸斋曰:我中年以后,生活多困苦险厄,所遇亦多不良。

故对过去曾有恩善于我者,思有所报答。此种情感,近年尤烈。然已晚矣。一九五二年冬,我到安国县下乡,下车以后,即在南关买了一盒点心,到胡家去看望老太太,见到志贤兄嫂。当时土改过后,他家生活已很困难,我留下了一点钱。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如无此行,则今日遗憾更深矣。

1991年7月24日上午

捐献棉袄

报社来人,为灾民捐钱捐物。我捐了二百元钱,捐了一件大棉袄。

这件棉袄,原是“文革”开始,老伴给我购置,去劳动时穿的。当时还是新式样,棉花很厚,能御寒,脱穿也方便。

她不知道,那时已经不能穿新衣,那会引起“革命群众”的不满。所以在机关劳动时,我只是披着它劈过几次柴。到干校后,也只是在午间休息时,搭在身上,当被子盖。

因此,当干校结束,回到家中时,它还完整如新。因为在干校养成了以衣当被的习惯,每当春秋季节,我还是把它放在床头;到了冬季,就是外出的大衣。

我自幼珍惜衣物,穿用了这么些年,它只拆洗过一次,是我最实用,最爱惜的一件衣服。这不只因为它,曾经伴我度过那一段苦难的岁月,也使我怀念当时细心照料自己的亲人。

时间是最有效的淡忘剂。“文革”一难,当时使人痛苦轻生。现在想来,它不过是少数人,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后代,最后是对他们本人开了一次大玩笑。但它产生的灾害,比洪水大得多,是没法弥补的。

这件棉袄,将带着我蒙受的灾难风尘,和我多余的忧患意识,交到灾民手中。老年的农民,也许会喜欢穿它,并能嗅到这种气味,同意我这种意识。

这件衣服,伴随我二十五年,但它并非破烂。我每年晾晒多次,长毛绒领子,一点没有缺损,只是袖头掉了一个装饰性钮扣。它放在手下,因此,我随手把它捐出。我把它叠好捆好,然后才交给报社来的同志。

也有人说:“这是你还活着。如果‘文革’时真的死了,它也早已当作破烂处理了。”

他说的自然也有道理。

1991年7月24日下午

分发书籍

因为不在一起住,也不知第三代,好看什么书。有一次,郑重其事地把我珍藏的几部外国古典名著,送给已经考入中学的外孙女儿。一家人视为重典,女儿说:

“姥爷的书,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我都不敢去动。现在破格给了你,你要好好读。”

可是,过了几天,外孙女对我说,那些书都是繁体字,她看不了。这使我大失所望,还不知道有繁体字这一麻烦。

孙子,看来不喜欢读书。他好摆弄家用电器,对小卧车的牌号,分别记得很清楚。还有些官迷。有一次,穿一身笔挺的西装,翘起一条腿,坐在我的藤椅上,把头微微一偏,问我:

“爷爷,你看我像个局长吗?”

我未置可否。又一次,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代替了某某人的脚色,使我不禁大笑起来。当然,这都是那几年的事,他还在上小学。另外,少年有大志,也不能说是坏事。

现在考上了中专。暑假期间,我问他在看什么书。

“爷爷,你有马克·吐温的书吗?”他这一问,使我大吃一惊,心里非常高兴。赶紧说:

“好!马克·吐温是大作家,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有趣味。

我一定给你找一本。你怎么知道他的?”

他答:“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他的文章。”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合同,带来四大本中国古典小说作礼物。这是豪华印本,很久不见这样纸张好,油墨、铅字好,装订好的书了。我很喜爱,并对儿子和女儿说了这件事。

不久,孙子和外孙子都来对我说,想看中国古典小说,街上买不到。我想,看中国古典小说,总比看流行小说好,就找出前些年人文送我的普及本《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分给他们。《三国演义》还是简化字。他们好像兴趣不大。

后来我想,他们也不一定是想看,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叫他们来要我那豪华本。儿女们都不大爱读书,但都喜欢把一些豪华本名著,放在他们的组合书柜中。

我的习惯是,有了好书就藏起来。

1991年7月25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四 远的怀念 回忆沙可夫同志

——晋察冀生活断片

沙可夫同志逝世,已经很久了。从他逝世那天,我就想写点什么,但是,心情平静不下来,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干部进行解释。

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坚持不懈,并且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心地做去的。

当时,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战斗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的地区。但就在这里,聚集了不少从各路而来,各自抱负不凡的文艺青年。

在这些诗人、小说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家的队伍前面,走着沙可夫同志。他的生活和他的作风一样,非常朴素。他也有一匹马吧,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乘骑,多半是驮东西。更没有见过,当大家都艰于举步的时刻,他打马飞驰而过的场面。饭菜和大家一样。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因为他有胃病,管理员同志缝制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塞到我们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送给他吃。我所以记得这点,只是因为觉得这种“小灶”太简单,它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困难。

这些琐事,是他到边区文联工作以后,我记得的。文联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住在华北联大,我那时从晋察冀通讯社调到文联工作,最初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事隔几年之后,有一次在冀中,据一位美术理论家提供材料,说沙可夫同志当时关心我,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当然,沙可夫同志也很关心这位美术理论家。他在那时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

我很明白:领导文艺队伍和从事文艺创作是两回事。从事创作不妨有点洁癖,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但领导文艺工作,就得像大将用兵一样。因此,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我从来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点,这正是他的优点。在当时,人才很缺,有一技之长,就是财宝。而有些青年,在过去或是现在,确实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我只是说,当时沙可夫同志领导的这个队伍,真是像俗话所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样杂耍”,是很复杂的,很难带好的,并且是常常发生“原则的分歧”的。什么理论问题,都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在争论的时候,大都是盛气凌人,自命高深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关于民族形式之争。在文联工作的一些同志,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处地方,则倾向于“旧瓶新酒”。我是倾向于“新酒新瓶”的,在《晋察冀日报》上,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竟引起了当时两位戏剧家的气忿,在开会以前,主张先不要进行讨论,以为“有很多人连文艺名词还没弄清”,坚持“应该先编印一本文艺词典”。事隔二十年,不知道这两位同志编纂出这部词书没有?我当时的意思只是说,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积累起来的。

周围站立着这样多的怒目金刚,沙可夫同志总是像慈悲的菩萨一样坐在那里,很少发言,甚至在面部表情上,也很难看出他究竟左袒哪一方。他叫大家尽量把意见说出来。他明白:现在这些青年,都只是在学习的路上工作,也可以说是在工作的路上学习。谁的意见也不会成为定论,谁的文章也不会成为经典的。但在他做结论的时候,却会使人感到:这次会确实开得有收获,使持各种意见的同志都心平气和下来,走到团结的道路上去,正确执行着党在当时规定的政策。

沙可夫同志在发言的时候,既无锋利惊人之辞,也无叱咤凌厉之态,他只是平平淡淡地讲着,忠实地简直是没有什么发挥地反复说明党的政策。他在文艺问题上,有一套正确的、系统的见解,从不看风使舵。总结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时候,实事求是。每次开会,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他传达着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就像他从事翻译那样忠实。

是的,沙可夫同志是把他从事翻译的初心,运用到工作里来的。他对文艺干部的领导,是主张多让他们学习。在边区,他组织多次大型的、古典话剧的演出。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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