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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孙犁散文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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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

1984年4月23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唐官屯

虽然我在文章中,常常写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我背过各式各样的小手枪,甚至背过盒子炮,但那都是装饰性的,为了好看。我没有放过一次枪,所以带上这种玩意儿,连自卫防身都说不上,有时还招祸。有一次离开队伍,一个人骑自行车走路,就因为腰里有一把撸子,差一点没被身后的歹人暗算。

所以说,我参加过战争,只是在战争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过。或者说在战争的外围,战争的后方,转游了那么十多年。

一九四八年初夏,我亲临了一次前线。那是解放战争中,青沧战役的攻取唐官屯战斗。我在抗日胜利后,回到了冀中区。区党委在一次会议中,号召作家们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我报了名。这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

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气。

我从河间骑自行车到青县,在一个村庄找到了军部,那里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认识的一位诗人,是军的宣传部长。他又介绍我去找旅部,并把我送出村外,走了很远。他对我说:

“你没有打过仗,到那里又没有熟人,自己要特别注意。

打起仗来,别人照顾不了你。”

他说得很恳切真诚,使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严肃神情和拳拳之意。

我到了旅部,旅政治部,有我在抗战学院时一个学生。这位学生,曾跟我在一个剧团里拉过胡琴。他向要去参加战斗的宣传科王科长介绍了我,要他在前方关照我。

第二天下午,王科长带着我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在路上,遇到一位也是来体验生活的同志,据说是茅盾的女婿,我和他一前一后走着。他牺牲在这次战斗里。

战斗开始后,王科长和我在唐官屯附近一个菜园里,菜园里有一间土屋,架有指挥部的电话。当战斗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时候,王科长带我去过河。河对岸的敌人碉堡,已经被摧毁。我不知道,战士们怎样过的河,很可能是涉水过去的。

我们却要在河边等待撑过来的一只大笸箩。我看到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我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然后上到笸箩里,到了对岸。

到了对岸,天已经黑下来,王科长带我进了街。街的那一头还在战斗,他把我安置在一家店铺,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我一个人在店铺黑洞洞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听着稀稀拉拉的枪炮声。黎明时,王科长才回来,他告诉我已经开仓济贫,叫我去看看市民们领取粮食的场面。

不到中午,这次战争就算胜利结束了,我们来时过的那条河上,已经搭起了浮桥,我从上面走了回来。

在这次战斗中,我没有得到什么战利品,反倒丢失了一条皮带,还有原来挂在皮带上的一只小洋瓷碗,和一件毛背心。毛背心是用我年幼时一条大围巾,请一位女同志改织而成。这可能是遇到炮击时,我滚爬时失落的,也可能是丢在那家店铺里了。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位王科长。他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脸上,流露着沉着机敏的神情。对我的负责照料,那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这次到前线,我只是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导。

当然,没有打过仗的人,也可以把战争写得很生动很热闹,就像舞台上的武打一样,虽然绝对不是古代战争的真相,却能按照程式演得火炽非常。但我从来不敢吹牛,我在这方面有多少感受。因为我太缺乏战斗经验了。

两年以后,当我搬家来天津的时候,一天夜晚,全家人宿在唐官屯村头一家破败的大车店里。我又见到了那条河,想起了那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尸体。但天色已经很暗,远处的景物,就都看不清楚了。说实在的,那时我正在为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衣食操劳焦心,再没有心情去详细回忆既往,观察目前。我甚至没有兴致向家人提说,过去我曾经跟着军队,在这里打过仗,差一点没有炸死在河边上。第二天黎明,就又登程赶路了。

1984年5月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病期经历

红十字医院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康濯同志来天津看我,就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

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在天津的医院,胡乱看了几个月,中药西药吃得也不少,并不见效。那时王亢之同志管文教,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

为了静养,又从家里搬到睦南道招待所,住了几个月,也不见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进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这是一家新建的医院,设备很好,还有宽敞的庭院。经郭春原同志介绍,在该院任总务处长的董廷璧同志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董同志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他的很多同乡,包括郭春原同志,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我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的陈设很讲究,光线很充足,周围很安静。吃饭时,有护士端来,饭菜很好。护士坐在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不断地称赞铜蒸锅里的菜,做得如何好,叫我多吃些。

可惜我那时什么也吃不下。护士长还指着那些护士对我说:“喜欢谁,就叫谁陪你玩玩。”可惜我什么也不想玩。

每天晚上,叫我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带我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医院的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南方姑娘。都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敏捷,真像天使一般。每天晚上我睡下后,床头柜上有一盏蓝色灯光的小灯,灯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然而,我只能在吃过烈性的安眠药以后才得入睡。护士照顾我服药以后,还站在床边,给我做按摩,听着我呼吸匀称了,才轻轻地离去。其实,我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为我想尽了办法,又叫我去做体疗。每个病人拿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大家环成一个圈,走一阵就完事。我觉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我可能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

应该补叙,在这一时期,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为我帮忙。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李之琏同志,北京市委的张青季同志,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为我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会诊。丁玲同志那时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同志带信来看我,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我看病。后来,这位大夫终于到了我的病房。他主要是给我讲解,例如神经系统怎样容易得病呀,应该如何医治呀,第一信号、第二信号呀。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他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教授的儿子。

他给我讲了两三次,然后叫我吃一种药。据说是一种兴奋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的。我吃过以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后来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我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1984年5月7日

小汤山

我从北京红十字医院出来,就到北京附近的小汤山疗养院去。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来照顾我。

他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出了城,车在两旁都是高粱地的狭窄不平的公路上行驶。现在是七月份,天气干燥闷热,路上也很少行人车辆。不久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拉着一具棺材的马车,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使我一路心情不佳,我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完全好。

小汤山属昌平县,是京畿的名胜之一,有一处温泉,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周围还有小河石桥等等景致。在湖的西边有一块像一座小平房的黑色巨石,人们可以上到顶上眺望。

湖旁有一些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晚清民初什么阔人的别墅。解放以后,盖成一座规模很不小的疗养院。

我能来这里疗养,也是那位小时的同学李之琏同志给办的,他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和管事。疗养院是一排两层的楼房,头起有两处高级房间,带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我竟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这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幸遇,所以特别在这里记一笔。

在小汤山,我学会了钓鱼和划船。每天从早到晚,呼吸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掠过湖面,就变成一种潮湿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钓鱼的技术虽然不高,也偶然能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

划船的技术也不高,姿态更不好,但在这个湖里划船,不会有什么风浪的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

我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

这位老同志原来是赶大车的,我们傍晚坐在小山上,他给我讲过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我们还到疗养院附近的野地里去玩,那里有不少称之为公主坟的地方。

从公主坟地里游玩回来,我有时看看聊斋志异。这件事叫疗养院的医生知道了,对那位老同志说:

“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我的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

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天气渐渐冷了,湖里的水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翠绿。清晨黄昏,一层蒸汽样的浓雾,罩在湖面上,我们也很少上到小山顶上去闲谈了。在医院时,我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的广播喇叭,声音很大,走到湖边就可以听到,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我听到了丁玲同志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我决定从小汤山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了一晚,李之琏同志来看望了我。他虽然还是坐了一辆小车来,也没有和我谈论什么时事,但我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在所谓右派的案件中了。

1984年9月28日晨四时记

青岛

关于青岛,关于它的美丽,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关于海、海滨、贝壳,那写过的就更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可以从报刊见到。

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平原上,是一个常年干旱的地方,见到的是河水、井水、雨后积水,很少见到大面积的水,除非是滹沱河洪水爆发,但那是灾难,不是风景。后来到白洋淀地区教书,对这样浩渺的水泊,已经叹为观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到青岛这美名胜之地,去避暑观海。认为这种地方,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去得的,去了也无法生存。

从小汤山,到青岛,是报社派小何送我去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五八年一月。

青岛的疗养院,地处名胜,真是名不虚传。在这里,我遇到了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有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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