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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孙犁散文集-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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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到家里去了。

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她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后来,因为闹日本,家境越来越不好,我又不在家,她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

几个孩子,也都是她在战争的年月里,一手拉扯成人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十二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死亡。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在她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

“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



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他觉得她待我太好,帮助太大了。老朋友说: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结,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我唯唯,但一直拖延着没有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到最后她的死亡。

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片断,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

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

“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1982年2月12日晚——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同志:

承问关于编辑的事,拖延已久,现溽暑稍退,敬答如下:

我编过的刊物有:一九三九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一九四一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二种刊物,都系油印。一九四二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一九四六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一九四九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

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随便乱丢乱放,桌上桌下,沙发暖气片上,都可以堆放。这样,丢的机会就很多了。

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

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

我一生,被人家给弄丢过两次稿件,我一直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自己狭窄。一九四六年在河间,我写了一篇剧评,当面交给《冀中导报》副刊的编辑,他要回家午睡,把稿子装在口袋里。也不知他在路上买东西,还是干什么,总之把稿子失落在街上了。我知道后,心里很着急,赶紧在报上登了一个寻物启事。好在河间是个县城,人也不杂,第二天就有人把稿子送到报社来了。一九八○年,上海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来信约稿,当时手下没有现成的,我抄了三封信稿寄给他,他可能对此不感兴味,把稿子给弄丢了。过了半年,去信询问,不理;又过了半年,托人去问,说“准备用”。又过了半年,见到了该杂志的一位编辑,才吐露了实情。

我得到的经验是:小稿件不要向大刊物投,他那里瞧不起这种货色;摸不清脾气的编辑,不要轻易给他寄稿;看见编辑把我交给他的稿件,随手装进衣服口袋时,要特别嘱咐他一句:装好,路上骑车不要掉了!特别是女编辑,她们的衣服口袋都很浅。她们一般都提着一个手提包,最好请她把稿子装在手提包里。但如果她的手提包里已装满点心、酱肉之类,稿件又有被油污的危险。权衡轻重,这就顾不得了。

有各式各样的刊物,有各式各样的编辑。有追求色情的编辑,有追求利润的编辑,有拉帮结伙的编辑。这些人,各有各的志趣,常常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来。投稿前,必须先摸清他们的脾胃。

我的习惯,凡是到我手下的稿件,拆封时,注意不要伤及稿件,特别不要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要保持稿件的清洁,不要给人家污染。我的稿子,有时退回来,稿子里夹杂着头发、烟丝、点心渣,我心里是很不愉快的。至于滴落茶水,火烧小洞,铅笔、墨水的乱涂乱抹,就更使人厌恶了。

推己及人,我阅读稿件,先是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不用的稿子,有什么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

我不愿稿件积压在手下,那样就像心里压着什么东西。我总是很快地处理。进城以后,我当了《天津日报》的“二副”——副刊科的副科长,职责是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我的对面,他看过一篇稿子,觉得可用,就推到我面前。我马上看过,觉得不好,又给他推了过去。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很使那位同志不快。我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我看稿子,主要是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年老年幼,有名无名,或男或女。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不记旧恶,不避嫌疑。当然,如果是自己孩子写的作品,最好不要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

刊物的编辑,如果得人,人越少越好办事。过去,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办刊物,人手都很少。现在一个刊物的机构,层次太多。事情反倒难办,也难以办好了。我年青时投稿,得到的都是刊物主编的亲笔复信,他们是直接看初稿的,从中发见人才。

我不大删改来稿,也不大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替人家大段大段做文章。只是删改一些明显的错字和极不妥当的句子。然后衔接妥贴。我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我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给我退回来,我会更加高兴些。有一次,我给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寄去一篇散文,他们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地删去很多,文义都不衔接了。读者来信质疑,他们不加思索地把信转来,叫我答复。我当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现在有些人,知识很少,但一坐在编辑位置上,便好像掌握了什么大权,并借此权图谋私利,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现象。

我当编辑时,给来稿者写了很多信件,据有的人说,我是有信必复,而且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很长。有些信件,经过动乱,保存下来的很少。我自己听了,也感慨系之。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但因为自己缺乏才干,工作不努力,直到目前,依然故我,还是一名编委,没有一点升迁。现在年龄已到,例应退休,即将以此薄官致仕。其他处所的虚衔,也希望早日得到免除。

就是这个小小的官职,也还有可疑之处。前不久,全国进行人口普查,我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询问我的职务,我如实申报。她写上以后,问:

“什么叫编委?”

我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我想了想说:

“审稿。”

她又填在另一栏里了。

但她还是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我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我说: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

她很高兴地用橡皮擦去了原来写好的字。

在回来的路上,我怅怅然。看来,能登上仕版官籍的,将与我终老此生的,就只是一个编辑了。

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

以上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有些近于自我吹嘘,意在介绍一点正面经验。很多事,我现在是做不来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自然现象。人生现象,则不尽然。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了。过去,我当编辑,给我投稿的人,现在有很多已经是一些大刊物的编委或主编了。其中有些人,还和我保持着旧谊,我的稿子给他投了去,总是很热情负责的。例如在北京某大报主编文艺副刊的某君,最近我给他寄去一篇散文,他特地给我贴了两份清样来,把我写错的三个字都改正了,使我非常感动。

但在旧友之中,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去年,我试写了一组小说,先寄给北京一位作家,请他给我看看,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宜于发表,因为他身处京师,消息灵通。他来信表示,要删掉一些字句,并建议我把三篇小说,合为一篇,加强故事性。我去信说:删改可以,但把三篇合为一篇,我有困难。请他把稿子转交另一位朋友,看后给我寄回来。

正当此时,上海一家刊物听说我写了小说,电报索稿,我就把家里的三篇原稿,加上新写的两篇,寄去了。北京的友人,忽然来信,说他参加编辑的刊物要用此稿。我当即复信给他,说不能这样办了,因为稿子已经给了上海。但他们纠缠不已,声称要垄断我的稿子。以上内容的信件,我先后给他们写了五封,另外托人打了两次长途电话,一次电报,均无效。我不知他们要闹成什么样子,只好致函上海刊物停发。

最后,北京那家刊物竟派了两个同志,携带草草排成的小样,要我过目。我当即拒绝这种屈打成招的做法,并背对背地,对我那位友人,大发一通牢骚。

我心里想,当初你们给我投稿,我对你们的稿件,是什么态度?对你们是如何尊重?现在,你们对待我的稿件,对待我,又是如何的不严肃,近于胡闹?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后悔不已。

近年,我的工作,投稿多于编辑。在所接触的编辑中,广州一家报纸的副刊,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稿件寄去,发表后,立即寄我一份报纸,并附一信。每稿如此,校对尤其负责。我是愿意给这样的编辑寄稿的。按说,这些本来都是编辑工作的例行末节,但在今天遇到这种待遇,就如同见到了汉官威仪,叫人感激涕零了。

亲爱的同志,回忆我的编辑生涯,也是不堪回首的。过于悲惨的事,就不必去提它了。就说十年动乱后期吧,我在报社,仍作见习编辑使用,后来要落实政策了,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示意,要我当“文艺组”的顾问,我一笑置之。过了一个时期,主任召见我,说:

“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

我说:

“加钱吗?”

他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他笑了笑说:

“也不加菜。”

“我不干。”我出来了。

但“市里”给我“落实”了政策,叫我当了《天津文艺》的编委,这个编委,就更不如人了。一次主编及两位副主编召我去开会,我奉命唯谨地去了,坐在一个角落里。会开完了,正想站起来走,三位主编合计了一下,说:

“编委里面,某某同志写稿很积极,唯有孙某,一篇也还没有写过,难道要一鸣惊人吗?”

说完,三个主编盯着我,我瞠目以对,然后一语不发,走了出来。

后来,揪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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