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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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住了一程子，我们又到了郭里口。这是淀里边的一个村庄，当时在生产上，好像很有点名气，经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我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村支部宣传委员刘双库。这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
当介绍到我，我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使我大吃一惊。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
当天下午，我们坐船去参观了他们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随后，又组织了访问。因为剧本是女主角，所以访问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名叫曹真。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的穿着打扮，还是三十年代式：白夏布短衫，长发用一只卡子束拢，搭在背后。抗日时，她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在芦苇淀中的救护船上，她曾多次用嘴哺养那些伤员。她的相貌，现在看来，也可以说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
她在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订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就在这年冬季，敌人抓住了她的丈夫，在冰封的白洋淀上，砍去了他的头颅。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丈夫的尸首掩埋了。她还是做抗日工作。
全国胜利以后，她进入中年，才和这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我谈过往事，又说：胜利以后，村里的宗派斗争，一直很厉害，前些年，有二十六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包括她在内。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她们的组织问题。她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她是知道这些年来老干部的处境的。但是，她愿意和我谈谈，因为她知道我曾经是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事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这些年来，我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到的，甚至刻骨镂心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大不一样，甚至相反。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
这些年来，林彪等人，这些政治骗子，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践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到我脑子里，是虚伪和罪恶。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
我重游白洋淀，当然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是这一战争，在我心里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在前一生经历的，也好像是在昨夜梦中经历的。许多兄弟，在战争中死去了，他们或者要渐渐被人遗忘。另有一部分兄弟，是在前几年含恨死去的，他们临死之前，一定也想到过抗日战争。
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
坐在我面前的女战士，她的鬓发已经白了，她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她的心灵之上，有很重的创伤。
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
但是现在，我身不由主，我不得不参加这个京剧脚本的讨论。我们回到天津，又讨论了很久，还是没有结果。我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写一个简单脚本，交上去，声明此外已无能为力。
我对京剧是外行，又从不礼拜甚至从不理睬那企图支配整个民族文化的“样板戏”，剧团当然一字一句也没有采用我的剧本。
1979年5月25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成活的树苗
今夏，同院柳君，去承德，并至坝上，携回马尾松树苗共八株，分赠院中好花事者。余得其三，植于一盆，一月后，死二株，成活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同院诸老，甚为羡慕。
今晨，我正对它欣赏，柳君走过来说：
“带回八株，而你培养者，独能成活，望总结经验以告。”
我笑着说：
“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
柳君说：
“不然，活一棵就了不起。我看见你常常给它松土，另外，这地方见太阳，而不太毒。太阳是好东西，但太毒则伤害万物。”
我不好再和他争辩，并说：
“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柳君的夫人在一旁说：
“这就是经验”我说：
“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
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
大家一笑而散。
下午，鲍君来访。他要去石家庄开文艺座谈会，到那里将见到刘、从二君，我托他代为致问候之意，并向他们约稿。
谈话间，我说：
“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
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鲍君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
鲍君聪颖，应对敏捷，他的话常常是一针见血的。
随之，大家又一笑而散。
夜晚，睡到一点钟醒来，忽然把这两次谈话联到一起，有所谓“创作”的冲动，遂披衣起床，记录如上。
1980年9月12日夜记题孔德学校国文讲义民族文化之发展，固如万物之生生不息，江河之冲击而前。然统观历史演变，文化之发明与发展，实非易事。破坏之机多，保护之机少。人民文化落后，教育不普及，道德观念薄，皆不利于文化之发展。历代鼎革，受害尤烈。京城荟萃，文物精英，兵灾战祸，首当其冲。农民战争，虽有时有助于文化之改进，然当时领袖，多用愚民政策，驱使群众，于摧毁旧政权之同时，亦毁坏与之并存之文化。新朝建立之后，文化衰弱凋残，不利于政治，乃不得不从一、二遗老，传授文化遗产，破壁汲冢，以求书籍。轮回往复，历代如斯。及至晚清，锁国政策破灭，即敦煌石室埋藏数代之物，国家亦不知爱护保存，遂为外人攫取而去。吁，亦可悲矣！
文化之遭遇，亦如万物之有春冬乎？雨露少而霜雪重乎？
爱之者稀而忌之者众乎？建设难而破坏易，难怪其进展之缓缓也。烧一书如村妇燎纸，碎一瓶如小儿掷炮，甚至毁一建筑，死一学者，轻而易举，聚众围观，视为快意。而其后患无穷，觉悟其恶果，而思拯救之，则常常为时已晚，不易收拾。因文化实与社会道德紧密相连也。
姜德明同志，于十年动乱之期，文化灰烬飞扬之际，珍重残编剩简，《孔德学校国文讲义》赖以保存，难能可贵，其用意至善至美！
1981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同口旧事
——《琴和箫》代序
一
我是一九三六年暑假后，到同口小学教书的。去以前，我在老家失业闲住。有一天，县邮政局，送来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和侯士珍写的。信中说：已经给我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开学在即，希望刻日赴保定。并说上次来信，寄我父亲店铺，因地址不确被退回，现从同学录查到我的籍贯。
我于见信之次日，先到安国，告知父亲，又次日雇骡车赴保定，住在南关一小店内。当晚见到黄侯二同学。黄即拉我到娱乐场所一游，要我请客。
在保定住了两日，即同侯和他的妻子，还有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员，雇了一辆大车到同口。侯的职务是这个小学的教务主任，他的妻子和那两位女性，在同村女子小学教书。
二
黄振宗是我初中时同班，保定旧家子弟，长得白晰漂亮，人亦聪明。在学校时，常演话剧饰女角，文章写得也不错，有时在校刊发表。并能演说，有一次，张继到我校讲演，讲毕，黄即上台，大加驳斥，声色俱厉。他那时，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操场散步，谈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参加。我那时觉悟不高，一心要读书，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不要参加任何党派，所以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又对我说，读书要读名著，不要只读杂志报刊，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系统的，而报张杂志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纷杂的。他的这一劝告，我一直记在心中，受到益处。
当时我正埋头在报纸文学副刊和社会科学的杂志里。有一种叫《读书杂志》，每期都很厚，占去不少时间。
他毕业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住在西安门外一家公寓里面，我在东城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时常见面。他那时好喝酒，讲名士风流，有时喝醉了，居然躺在大街上，我们只好把他拉起来。大学没有毕业，他回到保定培德中学教国文，风流如故，除经常去妓院，还交接着天华商场说大鼓书的一位女艺人。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冬季，李公朴到边区参观，黄是他的秘书，骑着瞎了一只眼的日本大洋马，走在李公朴的前面。在通讯社我和他见了面。那时不知李公朴来意，机关颇有戒心，他也没有和我多谈。我见他口袋里插的钢笔不错，很想要了他的，以为他回到大后方，钢笔有的是。他却不肯给。下午，我到他的驻地看望他，他却自动把钢笔给了我。以后就没有见过面。
解放以后，我只是在一个京剧的演出广告上，见到他的笔名，好像是编剧。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总感觉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体质不好，又很放纵。交游也杂乱。至于他当初不肯给我钢笔，那不能算吝啬，正如太平年月，千金之子，肥马轻裘之赠，不能算作慷慨一样。那时物质条件困难，为一支蘸水钢笔尖，或一个不漏水的空墨水瓶，也发生过争吵、争夺。
三
侯士珍，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在校时，任平民学校校长，与一女生恋爱结婚。毕业后，由育德中学校方介绍到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当职员。后又到南方从军，不久回保定，失业，募捐办一小报。记得一年暑假，我们同住在育德中学的小招待楼里，他时常给我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
到同口小学后，他兼音乐课和体操课。他在校外租了一间房，闲时就和同事们打小牌。他精于牌术，赢一些钱，补助家用。我是一次也没有参加过的。我住在校内，有一天中午，我从课堂上下来，在我的宿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