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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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原来在外地的小学校教书,“七七”事变,我就没有去。
这一年的冬季,我穿着灰色棉袍,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我有几个过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衣,他们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家里编写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政治部作为一个文件油印发行了。经过这些年的大动荡,居然保存下来一个复制本子。内容为:前奏。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下篇:
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三、怎样演出。
接着,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
阎素同志是宣传部的干事,他从一个县城内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简单的铅印机,还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铅字。又找来几个从事过印刷行业的工人,就先印了这本,其实并非当务之急的书。经过“五一”大“扫荡”,我再没有发现过这本书。
与此同时,路一同志主编了《红星》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题为《现实主义文学论》。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当时看了,客气地讽刺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
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同志,却对这洋洋万言的“论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出现,非常满意,一再向朋友们推荐,并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这篇论文,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抗战刚刚胜利时,我在一家房东的窗台上翻了一次。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
《红星》是一种政治性刊物,这篇文章提出“现实主义”,有幸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等等当前革命口号,同时提示到广大的抗日军民面前。
不久,我在区党委的机关报《冀中导报》,发表了《鲁迅论》,占了小报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叫人民武装自卫会。吕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由史立德任主任,我当了宣传部长。会后,我和几个同志到北线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县里担任县政指导员的同志们打交道。这个会,我记得不久就为抗联所代替,七、八月间,我就到设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这个学院由杨秀峰同志当院长,分民运、军事两院,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我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事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它设在深县中学里,以军事训练为主,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
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竖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
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晓楼,讲授哲学,他也感到这个问题。
我们共同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学员们给他的代号是“矛盾”,而赋予我的是“典型”,因为我们口头上经常挂着这两个名词。
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
去文习武,成绩也不佳。深县驻军首长,赠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他没有马夫,每天自己喂饮它。
有一天,他约我去秋郊试马。在学院附近的庄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然后,他牵马坠镫,叫我上去。马固然跑的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晓楼已经作古,我是很怀念他的,他是深泽人。阴历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不久就占领了深县城。学院分散,我带领了一个剧团,到乡下演出,就叫流动剧团。我们现编现演,常常挂上幕布,就发现敌情,把幕拆下,又到别村去演。演员穿着服装,带着化装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虽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建国后,很多人成为名演员。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就调到阜平山地去了。这个学院的学员,从那时起,转战南北,在部队,在地方,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
1978年10月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文字生涯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保定上中学。学校有一个月刊,文艺栏刊登学生的习作。
我的国文老师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只有现在的袖珍月历那样大小,诗集的名字已经忘记了。
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行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
学校毕业以后,我也曾有靠投稿维持生活的雄心壮志,但不久就证明是一种痴心妄想,只好去当小学教师。这样一日三餐,还有些现实可能性,虽然也很不保险。
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总是要展开新的局面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
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也不经过审查,也不组织评论,也不争名次前后,大家有作品就拿出来。群众认为:你既不能打枪,又不能放炮,写写稿件是你的职责;领导认为:你既是文艺干部,写得越多越快越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全国解放以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
但在解放初,战争时期的余风犹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
人被“解放”以后,仍住在被迫迁居的一间小屋里。没有书看,从一个朋友的孩子那里借来一册大学用的文学教材,内有历代重要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绍,每天抄录一篇来诵读。
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
按作品来说,天才莫过于司马迁。这样一个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勒成他一家之言,并评论其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之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的人物,难道没有从历史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之于自身的经验教训吗?
班固完成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他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保存了那篇珍贵的材料——《报任少卿书》,使司马迁的不幸遭遇留传后世。班固的评论,是何等高超,多么有见识,但是,他竟因为投身于一个武人的幕下,最后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乏先见之明啊!
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写下的,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来。历史情况,名义和手法在不断变化。例如,在二十世纪之末,世界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梦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这一切,确非头脑单纯,感情用事的作家们所能预见得到的。
鲁迅说过,读中国旧书,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经历一番患难之后,尤其容易如此。我有时也想:恐怕还是东方朔说得对吧,人之一生,一龙一蛇。或者准声而歌,投迹而行,会减少一些危险吧?
这些想法都是很不健康,近于伤感的。一个作家,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如上所述,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美善的卫道士。他的职责就是向邪恶虚伪的势力进行战斗。
既是战斗,就可能遇到各色敌人,也可能遇到各种的牺牲。
在“四人帮”还没被揭露之前,有人几次对我说: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我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在运动期间,我们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画影图形,传檄各地。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
这时,我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文艺组上班了。经过几年风雨,大楼的里里外外,变得破烂、凌乱、拥挤。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已经渐渐地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歇斯底里状态中恢复过来。一位调离这里的老同志留给我一张破桌子。据说好的办公桌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
我自己搬来一张椅子,在组里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我的工作:登记来稿,复信;并郑重地说:不要把好稿退走了。
说良心话,组长对我还过得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