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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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
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所私立的中学,一个学生一年要交三十六元的学费(买书在外)。那时,农民出售三十斤一斗的小麦,也不过收入一元多钱。
这所中学,不只在保定,在整个华北也是有名的。它不惜重金,礼聘有名望的教员,它的毕业生,成为天津北洋大学录取新生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
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官包办了。它是在篮球场上,一度成为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的明星,王玉增的母校。
它也是那些从它这里培养,去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成为一代著名人物的人们的母校。
当我进校的时候,它还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那里去劳动,勤工俭学,已经名存实亡了。
学校从操场的西南角,划出一片地方,临着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
在我上高二的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同班生,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的校长。他见我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约我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
平民学校的对门,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危急的关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在学生平静的读书生活里,像投下两颗炸弹,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青年们的眼前,要求每个人作出解答。
我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班长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间位置上。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脸盘上,显得特别的黑和特别的大。
油黑的短头发,分下来紧紧贴在两鬓上。嘴很小,下唇丰厚,说话的时候,总带着轻微的笑。
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
我们的校长,曾经跟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有人说他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学校原是由一座旧庙改建的,他所住的,就是庙宇的正殿。他是道貌岸然的,长年袍褂不离身。很少看见他和人谈笑,却常常看到他在那小小的庭院里散步,也只是限于他门前那一点点地方。一九二七年以后,每次周会,能在大饭堂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
训育主任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上,就可以对出入学校大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几乎无时不在那一丈多长的走廊中间,来回踱步。师道尊严,尤其是训育主任,左规右矩,走路都要给学生做出楷模。他高个子,西服革履,一脸杀气——据说曾当过连长,眼睛平直前望,一步迈出去,那种慢劲和造作劲,和仙鹤完全一样。
他的办公室的对面,是学生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
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
我从农村来,当时不太了解王淑的家庭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城市贫民。她的祖先,不知在一种什么境遇下,在这个城市住了下来,目前生活是很穷困的了。她的母亲,只能把她押在那变化无常的,难以捉摸的,生活或者叫做命运的棋盘上。
城市贫民和农村的贫农不一样。城市贫民,如果他的祖先阔气过,那就要照顾生活的体面。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家里可以吃不饱,但出门之时,就要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冬天,就还要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肩头。
当她因为眼病,住了西关思罗医院的时候,我又知道她家是教民,这当然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我到医院去看望了她,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
这座医院,是一座外国人办的医院,它有一带大围墙,围墙以内就成了殖民地。我顺着围墙往外走,经过一片杨树林。
有一个小教民,背着柴筐从对面走来,向我举起拳头示威。是怕我和他争夺秋天的败枝落叶呢?还是意识到主子是外国人,自己也高人一等?
王淑和我年岁相差不多,她竟把我当作师长,在茫茫的人生原野上,希望我能指引给她一条正确的路。我很惭愧,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很平庸,不能引导别人,自己也正在苦恼地从书本和实践中探索。训育主任,想叫学生循着他所规定的,像操场上田径比赛时,用白粉划定的跑道前进,这也是不可能的。时代和生活的波涛,不断起伏。在抗日大浪潮的推动下,我离开了保定,到了距离她很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
1977年3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在阜平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重印《白洋淀纪事》。这本书是由过去几本小书合成的,而小书根据的原件,又多是战争年月的油印、石印或抄写本,不清晰,错字多。合印时,我在病中,未能亲自校对,上次重印,虽说“自校一过”,也只是着重校了书的上半部。
这本集子最初是由一位老战友协同出版社编辑的,采用了倒编年的办法,即把后写的排在前,而先写的列在后;这当然有他们的不可非议的想法,是一种好意。
这次重校,是从书的最后一篇,倒溯上去。实际上就是顺着写作年月看下去,好像又从原来的出发点开始,把过去走过的路,重新旅行了一次。不只对路上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都感到亲切,在行走中间,也时时有所感触。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
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我的日常工作是作“通讯指导”,每天给各地新发展的通讯员写信,最多可写到七八十封,现在已经记不起写的是什么内容。此外,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学习的材料,堂皇的题目叫做:《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可能是东抄西凑吧。不久铅印出版,是当时晋察冀少有的铅印书之一,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在这一期间,我认识了当代一些英才彦俊,抗日风暴中的众多歌手。伟大的抗日战争,把祖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有志有为的青年,召唤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前方,他们是国家一代的精华,蕴藏多年的火种,他们为抗日献出了青春的才力,无数人献出了生命。
这个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才华洋溢的青年诗人。在暴风雨中,他们的歌声,他们跃进的步伐,永不磨灭地存在一个时代和我个人的记忆之中。
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到这个村子不久,我被派到雁北地区作了一次随军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过春节,东望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东,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我住的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说:
“尝尝吧。”
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送。
房东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他那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带些愁苦的笑容以及暴露粗筋的大手,这在冀中我是见惯了的,一些穷苦的中年人,大都如此。这里的生活,比起冀中来就更苦,他们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每家院子里放着几只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几乎所有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我们家乡,荒年时只吃榆树、柳树的嫩叶,他们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蓖麻的大叶子,都拿回来泡在缸里。上面压上几块大石头,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到处爬。吃的时候,切成碎块,拿到河里去淘洗,回来放上一点盐。
今天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只有过年过节才肯吃的。
我们在这村里,编辑一种油印的刊物《文艺通讯》。一位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我们俩共同做。他是一个中年人,曲阳口音,好像是从区里调来的。那时,虽说是五湖四海,却很少互问郡望。他很少说话,没事就拿起烟斗,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铺盖很整齐,离家近的缘故吧,除去被子,还有褥子枕头之类,后来,他要调到别处去,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段共事,他把一块铺在身下的油布送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被,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但也享受了不久,一次行军,中午躺在路边大石头上休息,把油布铺在下面,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把油布丢了。
晚上,我还帮助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办识字班。她是一位热情、美丽、善良的青年,经过她的努力,把新的革命的文化,带给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并且因为我们的机关住在这里,它不久就成为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
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大地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
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当时,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
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麅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
当时,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生活虽说艰苦,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
在这一地区,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
“四人帮”当路的年代,我的书的遭遇如同我的本身。有人也曾劝我把《白洋淀纪事》改一改,我几乎没加思考地拒绝了。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去篡改抗日战争,那不只有背于历史,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