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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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小的时候,就喜欢石子。有时从耕过的田野里,捡到一块椭圆形的小石子,以为是乌鸦从山里衔回跌落到地下的,因此美其名为“老鸹枕头儿”。
那一年在南京,到雨花台买了几块小石子,是赭红色的。
那一年到大连,又在海滨装了一袋白色的回来。
这两次都匆匆忙忙,对于选择石子,可以说是不得要领。
在青岛住了一年有余,因为不喜欢下棋打扑克,不会弹琴跳舞,不能读书作文,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时间长了,收藏丰富,有一段时间,居然被病友们目为专家。就连我低头走路,竟也被认为是长期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这简直是近于开玩笑了。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泥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初到青岛,也只是捡些小巧圆滑杂色的小石子。这些小石子养在水里,五颜六色还有些看头,如果一干,则质地粗糙,颜色也消失,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了。
后来在第二浴场发现一种质地细腻,色泽如同美玉的小石子,就加意寻找。这种石子,好像有一定的矿层。在春夏季,海滩积沙厚,没有这种石子。只有在秋冬之季,海水下落,沙积减少,轻涛击岸,才会露出这种蕴藏来。但也很少遇到。当潮水落到一定的地方,沿着水边来回走,看到一点点亮晶晶的苗头,跑过去捡起来,大小不等,有时还残留着一些杂质,像玉之有瑕一样。这种石子一定是包藏在一种岩石之中,经过多年的潮激汐荡,乱石撞击,细沙研磨,才形成现在这种可爱的样式。
有时,如果不注意,如果不把眼光放远一点,它略一显露,潮水再一荡,就又会被细沙所掩盖。当潮水猛涨的时候,站在岸边,抢捡石子,这不只拚着衣服溅上很多海水,甚至还有被海水卷入的危险。
有时,不避风雨,不避寒暑,到距离很远的海滩,去寻找这种石子。但也要潮水和季节适当,才有收获。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
那时我居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我选择了三楼那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在正面窗台上,我摆了一个鱼缸,放满了水,养着我最得意的石子。
在二楼住着一位二十年前我教书时的女学生。她很关心我的养病生活,看见我的房子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我养海葵花。她很喜欢这种东西,在她的房间里,饲养着两缸。
一天下午,她借了铁钩水桶,带我到海边退潮后的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破了。回来,她替我倒出了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
“你喜爱这种东西吗?”她坐下来得意地问。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灯光下,面对着我的学生为我新陈设的景物。我实在不喜欢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不能使我发生兴味。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我写了一首《海葵赋》。
青岛,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风光绮丽的地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祖国美丽富饶的地区,有很多都曾经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每逢我站在太平角高大的岩石上,四下眺望,脚下澎湃飞溅的海潮,就会自然地使我联想起这里的悲惨的历史。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沉痛之感,一种激愤之情。
终于,我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弟子,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
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辜负女学生的一番盛情,一番好意了。
离开青岛的时候,我把一些自认为名贵的石子带回家里。
尘封日久,不但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就是拿在手里,也不像过去那样滑腻,这是因为上面泛出一种盐质,用水都不容易洗去了。时过境迁,色衰爱弛,我对它们也失去了兴趣,任凭孩子们抛来掷去,想不到当时全心全力寤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却落到了这般光景。
但它们究竟是和我度过了那一段难言的日子,给过我不少的安慰,帮助我把病养得好了一些。古人把药石针砭并称,这说明石子确是养病期中难得的纯朴有益的伴侣。
1962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某村旧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从延安出发,十月到浑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张家口。那时已经是冬季,我穿着一身很不合体的毛蓝粗布棉衣,见到在张家口工作的一些老战友,他们竟是有些“城市化”了。做财贸工作的老邓,原是我们在晋察冀工作时的一位诗人和歌手,他见到我,当天夜晚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烧了一池热水,叫我洗了一个澡,又送我一些钱,叫我明天到早市买件衬衣。当年同志们那种同甘共苦的热情,真是值得怀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邓的嘱咐到了摊贩市场。那里热闹得很,我买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称的“绸料”衬衣,还买了一条日本的丝巾围在脖子上,另外又买了一顶口外的狸皮冬帽戴在头上。路经宣化,又从老王的床铺上扯了一条粗毛毯,一件日本军用黄呢斗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来了。
这真是胜利归来,扬扬洒洒,连续步行十四日,到了家乡。在家里住了四天,然后,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到蠡县县城去。
冬天,走在茫茫大雾里,像潜在又深又冷的浑水里一样。
但等到太阳出来,就看见村庄、树木上,满是霜雪,那也真是一种奇景。那些年,我是多么喜欢走路行军!走在农村的、安静的、平坦的道路上,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猛然投射到披满银花的万物上,那样闪耀和清澈。
傍晚,我到了县城。县委机关设在城里原是一家钱庄的大宅院里,老梁住在东屋。
梁同志朴实而厚重。我们最初认识是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这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那时老梁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但熟起来是在一九四二年,我从山地回到平原,帮忙编辑《冀中一日》的时候。
一九四三年,敌人在晋察冀持续了三个月的大“扫荡”。
在繁峙境,我曾在战争空隙,翻越几个山头,去看望他一次。
那时他正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有任务要到太原去。
我们分别很久了。当天晚上,他就给我安排好了下乡的地点,他叫我到一个村庄去。我在他那里,见到一个身材不高管理文件的女同志,老梁告诉我,她叫银花,就是那个村庄的人。她有一个妹妹叫锡花,在村里工作。
到了村里,我先到锡花家去。这是一家中农。锡花是一个非常热情、爽快、很懂事理的姑娘。她高高的个儿,颜面和头发上,都还带着明显的稚气,看来也不过十七八岁。中午,她给我预备了一顿非常可口的家乡饭: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她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服饰不像一个农民,很像一个从城市回家的商人,脸上带着酒气,不好说话,在人面前,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在县城,我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我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她的祖父却很活跃,不像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黑干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给我的印象,很像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在我们吃罢饭休息的时候,他拍着桌沿,给我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口昆曲。
我住在这一村庄的几个月里,锡花常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有时给我带些吃食去。她担任村里党支部的委员,有时也征求我一些对村里工作的意见。有时,我到她家去坐坐,见她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后来,我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她每次回信,都谈到她的学习。我进了城市,音问就断绝了。
这几年,我有时会想起她来,曾向梁同志打听过她的消息。老梁说,在一九四八年农村整风的时候,好像她家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称她家为“官铺”,并编有歌谣。锡花仓促之间,和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了婚,好像也很不如意。详细情形,不得而知。乍听之下,为之默然。
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我在这个村庄,写了《钟》、《藏》、《碑》三篇小说。
在《藏》里,女主人公借用了锡花这个名字。
我住在村北头姓郑的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房东是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出去看望她的女儿了。陪我做伴的,是他家一个老佣人。这是一个在农村被认为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其实是非常质朴的贫苦农民。他的一只眼睛不好,眼泪不停止地流下来,他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抹。他是给房东看家的,因而也帮我做饭。没事的时候,也坐在椅子上陪我说说话儿。
有时,我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老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
夜晚,我在屋里地下点一些秫秸取暖,他也蹲在一边取火抽烟。他的形象,在我心里,总是引起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他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
在我的对门,是妇救会主任家。我忘记她家姓什么,只记得主任叫志扬,这很像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颇有心计,这是我一眼就看出来的。我初到郑家,因为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什么重要的上级,亲自来看过我一次,显得很亲近,一定约我到她家去坐坐。第二天我去了,是在平常人家吃罢早饭的时候。她正在院里打扫,这个庭院显得整齐富裕,门窗油饰还很新鲜,她叫我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了。我走进西间里,看见妇救会主任还没有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晰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我被封建意识所拘束,急忙却步转身。她的婆母却在外间吃吃笑了起来,这给我的印象颇为不佳,以后也就再没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婆母,她对我好像也非常冷淡下来了。
我想,主要因为,她看透我是一个穷光蛋,既不是骑马的干部,也不是骑车子的干部,而是一个穿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游西晃遛遛达达的干部。进村以来,既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这种干部,叫她看来,当然没有什么作为,也主不了村中的大计,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巴结钻营?
后来听老梁说,这家人家在一九四八年冬季被斗争了。这一消息,没有引起我任何惊异之感,她们当时之所以工作,明显地带有投机性质。
在这村,我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的名字,我起先忘记了,我的爱人是“给事中”,她告诉我这个人叫松年。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六岁,瘦小个儿,聪明外露,很会说话,我爱人只见过他一两次,竟能在十五、六年以后,把他的名字冲口说出,足见他给人印象之深。
松年也是郑家支派。他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工作,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后调阜平《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工作。我俩人工作经历相仿,过去虽未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