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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

孙犁散文集-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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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我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我读的时候,是想吹毛求疵,指出一些缺点的。它很完整,感情一直激荡,能与读者交融,结尾也很好。

如果一定要说一点缺欠,就是那一句:“要不她刚调来一说盖新粮囤,人们是那么积极”。“要不”二字,可以删掉。口语可以如此,但形成文字,这样就不合文法了。

但是,你的整篇语言,都是很好的,无懈可击的。

还回到前面:怎样才能把童话写好?去年夏天,我从《儿童文学》读了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受它感动,以为这才是艺术。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

上次你抄来的信,我放了很久,前些日子寄给了《山东文艺》,他们很高兴,来信并称赞了你,现在附上,请你看完,就不必寄回来了。此信有些地方似触一些人之忌,如果引起什么麻烦,和你无关的。刊物你还要吗?望来信。





孙犁

1979年12月23日



铁凝同志:

你有半年读书时间,是很好的事。

关于读书,有些人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仅就最近想到的,提出两点,供你参考:

一、这半年集中精力,多读外国小说。中国短篇小说,当然有很好的,但生当现代,不能闭关自守,文学没有国界,天地越广越好。外国小说,我读得也很少,但总觉得古典的胜于现代的。不是说现代的都不如古代,但古典的是经过时间选择淘汰过,留下的当然是精品。我读书,不分中外,总觉得越古——越靠前的越有味道,就像老酒老醋一样。

二、所谓读进去,读不进去,是要看你对那个作家有无兴趣,与你的气质是否相投。多大的作家,也不能说都能投合每个人的口味。例如莫泊桑、屠格涅夫,我知道他们的短篇小说好,特别是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说,那真是最规格的。

但是,我明知道好,也读了一些,但不如像读普希金、高尔基的短篇,那样合乎自己的气质。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什么书,只是举例说明之。今天想到的就是这些。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它一些,无论是长篇或短篇。屠格涅夫的短篇,我不太喜欢,可是,我就爱读他的长篇。他那几部长篇,我劝你一定逐一读过,一定会使你入迷的。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

你后来抄的信,此地工人们办的《海河潮》发表了,并附了你的来信。我也曾想到,连续发表书信,不太好,当时无稿子,就给了他们。今后还是少这样做才好。

代我问候张朴同志、张庆田同志好。望你注意身体。祝

学安

孙犁

1980年3月16日晚



铁凝同志:

来信收到了。现在寄上我买重的一本《孽海花》,这无需谢。这本书所写不是“艺人”,是赛金花。这是曾孟朴所著,就是我在《文艺报》上说的开真美善书店的那位,是清末的一名举人,很有文才,他在书中影射了很多当时的名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列有对照表(即真人与书中人),也没有听说有谁家向作者提出抗议,或是起诉。他吸取了一些西洋手法,是很有名的一部小说。你从书中,可以知道一些清朝末年的典章、制度、人物。

我对这部书很有缘分,第一次是在河间集市上,从推车卖烂纸的人手中,买了一部,是原版本,《小说林》出版的,封面是一片海洋,中间有一枝红花。书前还有赛金花的时装小照。战争年代丢失了。进城以后又买了一部,版本同上。送给了一位要出国当参赞的同事张君。提起这位张君,我们之间还发生过一次不愉快。原因是张君那时正在与一位女同志恋爱,这位女同志,绰号“香云纱”,即是她那时穿着一件黑色的香云纱旗袍。她原有爱人,八路军一进城,她迅速地转向了革命。有一天,我到张君房中,他俩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这本书,我只读过周扬同志译的上卷,下卷没读过,冲口问道:“这本书的下册如何?”这样一句话竟引起了张君的极大不快,他愤然地说:“中国译本分上下,原文就是、就是一部书!”弄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我左思右想,他发怒之因,几经日月,我才明白:张君当时以沃伦斯基自居,而其恋人,在下部却遭遇不幸。我自悔失言,这叫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因此,当他出国放洋之日,送他一部《孽海花》。因为他已经与那位女性结婚,借以助其比翼而飞的幸福。这次,张君没有发怒。但出国后不久,那位女士又与一官职更高者交接上,以致离婚。我深深后悔险些又因与书的内容吻合,而惹张君烦恼。可能他并没有看这本书。

“文革”前,国家再版了这本书,我又买了一部,运动中丢了。去年托人又买,竟先后买了两部。以上所写对你来说,都是废话。以后有人向你要我的信,你就可以把这一封交他发表,算是一篇《耕堂读书记》吧!

庆田所谈,也有些道理,不要怪他。我觉得你写的灶火那个人物很真实。我很喜爱你的这个人物,但结尾的光明,似乎缺乏真实感。

明年春暖,我很想到保定、石家庄看望一些朋友。祝



孙犁

1980年11月30日晚



铁凝同志:

二月十九日信,今天下午收到。说实话,我在年青时,是很热情的。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每天给通讯员写信,可达数十封。加里宁说,热情随着年龄,却是逐年衰退的。现在老了,很不愿写信。我的孩子们来信,我很少回信,她们当然可以原谅我。但有些朋友,就不然了。来了两封信,并无要紧事,我没有及时答复,就多心起来,认为是“从来没有的”事。他不想一想,一个七十岁多病的人,每天要生火,要煮饭,要接待宾朋,要看书写东西,哪能每封来信都及时回复呢!人老了,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

我对友人,都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更不会因为这一个去得罪那一个。

你看过《西游记》,一路之上,两位高徒互讲谗言,唐僧俯耳听之,还时常判断错误。我是凡人,办法是一概不听,而且非常不愿意听这些谈论别人是非的话。我愿意听些愉快的事,愉快的话。或论文章,或谈学术,都是能使人心胸开阔,精神愉快的。

有些关于我的文章,起了副作用。道听途说,东摘西凑,都说成是我的现实,我的原话。其实有些事,是我几十年前才能做的。这样就引来很多信件、稿件、书籍,叫我看。我又看不了多少,就得罪人。对写那些访问记的人,也没有办法。想写个声明,又觉得没有必要。

例如有些访问记,都说我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屋里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琳琅满目,好像我的居室是奇花异草,百鸟声喧的仙境。其实大院之内,经过动乱和地震,已经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一片污秽。屋里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冬季室温只能高到九度,而低时只有两度。墙壁黝暗,顶有蛛网。也堆煤球,也放白菜。也有蚊蝇,也有老鼠。

来访的人,能看不到?但他们都不写这些,却尽量美化我的环境。最近因为有人透出我的住址,有一个青年就来信说,可能到我家来做“食客”。你想,我自己都想出家化缘,他真的要来了,将如何办理?

另有一个青年,来采访我的业余生活。观察半日,实在找不到有趣的东西,他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我看,其中警句为:

“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

并叫我提意见,我把最后两句,给他删掉了。

我还要活下去呀!因为我想:我从事此业,已五十年。中间经过战争、动乱、疾病,能够安静下来,写点东西,还是国家拨乱反正以后,最近几年的事。现在我不愁衣食,儿女成人,家无烦扰,领导照顾,使安心写点文章,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我应该珍视它。虽然时间是很有限了。我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

最近《文汇报》发了我的一封信,不知见到否?

我身体不好,心情有时也很坏。最近写了几篇小说,你如能见到,望批评之。

你写的那篇散文《我有过一只小蟹》,谢大光已经给我介绍过,登出来,我一定看。就说你近年的作品吧,我本想找个心境安静的时候,统统看一遍,而一直拖着,我想你就不会怪罪我,我却时常感到不安。此外,别人的作品,压在我这里的还有很多,我都为之不安,但客观情况又如此,我希望能得到谅解。而有些人,平日称师道友,表示关怀,稍有不周,便下责言,我所以时有心灰意冷之念也。当然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我近来常感到名不副实的苦处,以及由之招来的灾难。

春天,你如能来津,我很欢迎!我很愿意见到你!



好!

孙犁

2月30日晚灯下——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三 芸斋书简  致刘心武

心武同志:

十月二十日惠函奉悉。刊物亦收到。《江城》我也有,当时见到你的文章,曾函托绍棠同志,代致感谢之意,想已转达。

你的作品,除《班主任》外,还看过一些(去年《上海文学》登有一篇以业余作者访问你为题材的小说,我也看过,恕我忘记了题目)。我以为都是写得很好的。但先有概念,然后组织文章的说法,我不太赞同。等我看过《十月》及《新港》所登的,再和你讨论。我以为,风格是每人各异的,所谓艺术性,也不是划一的。每人有每人的起点,只能沿着起点前进,不必改变自己的基本东西。另约稿太多,也可适当推辞一些,我觉得你们的负荷太重,也于艺术不利。以上只是臆测之词,比较详细的意见,等我看过那两篇作品,再写信给你。我读书很慢,但读得比较认真,时间如果拖得长了,请你谅解。

我身体不好,今年又加上时常晕眩,已经不能从事认真的创作,所写杂文,有时兴之所至,也没有什么分寸,好在一些同志能够宽宏对待,还没有出什么大漏子。不过,以后就是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了。

你怎么不到天津来玩玩?

专此祝

撰安

孙犁

1980年10月2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三 芸斋书简  致丁玲

丁玲同志:

刚刚邹明同志带来了您的信,我读了以后,热泪盈眶。这些日子,我和我的同事们,焦急地等待您的信,邹明同志几乎每天到我这里问:

“你看丁玲同志的信,不会出问题吧?”

我总是满有信心地安慰他:

“不会的。丁玲同志既然答应了我们,一定会给我们寄来的。不过她已经那么大年纪,约稿的又那么多,过两天一定会给我们寄来的。丁玲同志是重感情的,绝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信,今天果然收到了。我们小小的编辑部,可以说是举国若狂,奔走相告。您的信又写得这样富有感情,有很好的见解。您的想法,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们这些年龄相仿的人,都会响应您的号召的。

我自信,您是很关心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也很了解我们的。不只了解我们的一些优长之处,主要是了解我们的缺短之处。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虽然也渐渐老了,但在三十年代,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都受过您在文学方面的强烈的影响。

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你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您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装,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这些材料,可惜都在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丢失了。

我有很多缺点,不够勤奋,在文学事业上成就很小。又因为多年患病,使我在写作大部分的方面,遇到不少的困难。

我还有容易消沉的毛病,这也是您很了解的,并时常规戒我。

但是,这些年来,我的遭际虽然也够得上是残酷的了,可我并没有完全灰心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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