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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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叫别人看来,是胡里胡涂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时代,是举不胜举的。
朱买臣后来也没得好下场。他告别人的密,皇帝把那个人杀了。后来也把朱买臣杀了。
1990年11月25日
《司马相如传》
《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卷六十四,《严助传》:
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宏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同伴数人,表现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东方朔和枚皋,因“议论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颜师古注),而被轻视。严助、吾丘寿王,勇于任事,虽被重用,而后来都被杀、被族。司马相如的表现,却是“常称疾避事”。这是他的特点。
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汉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务完成得不错。
又据本传:
后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错,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并非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本传称:
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
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著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他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他先后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于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于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飚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飚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飚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飚,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飚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飚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飚”,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