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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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于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传中引述史臣裴垍的评论：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四）卢杞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于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幸槐臼榻小读罘锼枧小罚奶逅渖杂胁煌导适钦饫辔淖值墓餐侗尽�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于“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于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疲к印保栏弑刃酥矗弧罢空拷恪保ど糜礁柚濉Ｊ獠恢来形闹剩缢子写踞r，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后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王勃那么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么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么多，为什么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么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么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于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于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么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