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后,读者也不以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后,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后,因国事日非,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么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后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三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谈深入生活,不得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后,不能绝意于功名,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后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后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后,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1987年12月3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九)
读《旧唐书》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崱⒋薰甏又钊怂窃囟鏊鹬K稳首诔钰尚绿剖椋墒樗旆弦印:笏韭砉庾鳌蹲手瓮罚嘣菥墒椋孕率橹兴刳钭嘁橹啵运纹羁鳎∈П菊妫墒槎来嬖囊病6橹桑ビ卸坛ぁP率橛锒嗥宕姹氏鳎哂胁枚稀>墒榇墙蔽撸孜哺蒙模鸫蜗昝鳎视Σ⑿杏谑馈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后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勣的信,内有: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于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至于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于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后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后,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传的最后,“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